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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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部分（第3页）

，并非易至之境，他对诗歌创作实有很高的要求。

无论“古硬”

或“平淡”

的风格，也无论古体或近体，梅尧臣的诗多少带有散文化的倾向，只是其程度和表现形态不同。

这种散文化的手段，主要收到以下几种效果：第一，诗歌的句子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固有的组合形式，散文化的诗句可以打破诗对这种形式的依赖，既重新获得一种“陌生感”

、“惊奇感”

，又得到更自由的表现，包括那种拗折生硬的表现；第二，这也是针对西昆体诗藻饰整丽、意象密集、眩人眼目而内涵浅薄的弊病，通过虚词的使用（如“千山高复低”

的“复”

字），比较符合常规语法的句式，和引入一般认为不宜入诗的寻常事物，朴素字眼，使得诗中意象疏化，诗中的视境不那么迅速变换、错综迷离，让读者更容易接近和体味诗歌的内涵；第三，梅尧臣（包括当时其他一些诗人）的古体诗，往往叙述性很强，而散文化的诗句才能叙述得清晰。

梅尧臣的诗，有时古硬得难以咀嚼，平淡得缺乏韵致，散文化的句子有时写得完全不成其为诗，以及他把一些丑恶的事物写入诗中，这些都是明显的弊病。

但正如《后村诗话》所说的“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

，他毕竟在众多方向上开启了宋诗的道路，在诗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开封（今属河南）人，当过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据说因接近主张改革的政治家，被人借故诬陷，罢职闲居苏州。

后来复起为湖州长史，但不久就病故了。

他与梅尧臣齐名，人称“梅苏”

。

有《苏学士文集》。

在对诗歌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上，苏舜钦与梅尧臣是一致的。

他在《石曼卿诗集序》中说：“诗之于时，盖亦大物。”

所谓“大物”

，即是指诗可以反映“风教之感，气俗之变”

，若统治者有“采诗”

制度，就可以据以“弛张其务”

，达到“长治久安”

。

因此，他批评“以藻丽为胜”

的文学风气，而大力赞扬穆修等人“任以古道”

，石曼卿的诗能“警时鼓众”

。

而且如前所言，他还提出过“文之生也害道德”

的颇为极端的意见。

其实苏氏为人性格偏于豪放开张，并无道学家的气息，他的这些主张与他在仕途上积极进取的欲望有重要的关系。

作为一个关切时政、渴望有所作为的诗人，苏舜钦的诗常常触及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

他的《庆州败》记叙了宋王朝与西夏战争的失败，痛心疾首地批评了朝廷在边防措施上的松懈和将领的无能；《吴越大旱》写到一方面饥荒病疠使“死者道路积”

，另一方面官府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仍无情搜括粮食，驱使丁壮劳力上战场，致使“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

，最后并以“胡为泥滓中，视此久戚戚。

长风卷云阴，倚柂泪横臆”

之句，表述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城南感怀呈永叔》同样写出民间由于饥荒而出现的惨状：“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