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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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4页）

如果《西京杂记》一段记载真实可信的话，那么司马相如本人对辞赋的特点及其真正价值是比较清楚的。

他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这里指出赋乃是以美丽的语言形式来描述宏大的世界。

但他的作品，却不能不采用“曲终奏雅”

、“劝百讽一”

的扭曲形式。

至于那些创造力不及司马相如、又生活在儒家思想统治越来越深化的时代的文人，他们的创作就更缺乏生气。

实际上，汉代文学始终就是处在两难的境地中：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哪怕是表面上）成为儒学实践的一部分，才能得到认可而获得发展的可能；而为了这种认可，它又必须压抑自身的文学特质而难以发展。

相应的现象是：汉代虽然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

尤其在西汉时期，这些文人作为“言语侍从之臣”

（班固《两都赋序》），追随皇帝左右，以皇帝感兴趣的材料制作辞赋以取悦之，人格上缺乏独立性。

他们也为此深感痛苦。

如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偶”

，“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

（《汉书》本传）。

东方朔也自知他这样的人“应似俳优”

（《汉书》本传）。

就是辞赋大家，汉武帝误以为古人而“恨不同时”

的司马相如，也并不以文人为荣。

他的人生理想，还是要作一个政治家或儒学学者。

他羡慕战国时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

，可见一斑。

晚年司马相如因为对自己所处地位的不满，称病离开了宫廷。

总而言之，对文学价值更高的重视和更深刻的认识，文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还要等到魏晋时代才出现。

汉代文学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出现了普及于全国的文学样式，和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文学网络。

这一点截然不同于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并在后世得到长期延续的现象。

先秦时代的政治局面，是诸侯分封，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

因而在文化上，也存在多元的地方文化圈。

《诗经》有王畿的“雅”

与地方的“风”

之区别，“风”

又有十五国风；

《诗经》全体又与楚辞构成南北文学的区别，等等。

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首先为全国性的文学交流准备了条件。

汉以后，地方性的文学样式渐渐消歇，代之以全国性的文学样式。

以汉赋为例，西汉前期的辞赋，尚带楚辞所特有的南方色彩；中期以后的辞赋，则已吸收了先秦时代南北文学中的多种成分，如《诗经》的四言句式，楚辞的华丽表现，战国诸子散文的论辩色彩和夸张渲染的手法等等，成为全国性的文学样式。

至于汉代才出现的五言诗，也不是在一个地方文化圈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