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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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3页）

的简化用法。

《汉书》中也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刘向、王褒以文章显”

（《公孙弘传》）。

这种区分虽然不很清楚，但却是很重要的。

以上四点证明：在汉代，以辞赋的创作为中心，文学的价值确实开始受到重视。

但同时也需要指出：这种重视的程度依然是有限的，并且是受到其他价值观的束缚的。

至少在理论上，文学还没有被承认具有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辞赋。

汉代人对辞赋的价值发生许多争论。

我们看到：持对立意见的双方，都是从儒学的观念出发，肯定或否定辞赋具有政治与道德上的实用价值，而不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这里司马迁肯定司马相如的赋，是认为它能“引之节俭”

，而把华丽铺陈的部分贬为“虚辞滥说”

。

汉宣帝也说：“‘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穀，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者以此虞说（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

（《汉书·王褒传》）

汉宣帝较司马迁更通达些，他把辞赋的“辩丽可喜”

也肯定了，但却认为这是辞赋价值“小”

的方面，而“大”

的方面，仍然是“与古诗同义”

的“仁义风谕”

，也就是道德作用。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司马相如赋的所谓“引之节俭”

部分，只是附加上去的一条细小的尾巴，以求在表面上归顺于儒学思想。

它的主体部分，却是所谓“辩丽可喜”

的“虚辞滥说”

。

无论作者还是欣赏者，真正感兴趣的也是这一主体部分。

也就是说，赞成辞赋的人，他们的理论根据同内心爱好是矛盾的，他们赞成的立足点是虚假的。

这种矛盾和虚假，西汉末的扬雄早就看穿了。

他早年写过不少赋，晚年“改邪归正”

，指出司马相如的赋是“劝百讽一”

（《汉书·司马相如传》），“劝而不止”

（《汉书·扬雄传》），实际上起了鼓励而非批评的作用。

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对赋的否定，认为在孔子学说的殿堂内，不容辞赋立足。

无论肯定或否定辞赋，从儒家的教化实用价值至上的观念来要求文学，当然会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丰富造成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