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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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汉赋是从楚辞演变而来的。

虽然由于它的堆砌辞藻的习惯加深了文字的隔阂，对于今人来说已经很难欣赏，但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却绝不能忽视。

这种文学样式的本质，就是通过精心安排美丽的文字，整齐的句式，严谨的结构，表现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奇特事物和绚丽景象，刺激读者的感受力与想象力，获得审美快感。

语言在这里不仅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同音乐中的声音、旋律一样，本身是艺术的直接表现。

这种样式，最容易使文学的意识得到确立。

具体表现之二，是文学创作的兴盛，以汉武帝时代为例，写作辞赋的，有武帝本人，有淮南王等诸侯，有御史大夫倪宽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马迁这样的名儒学者，更不用说还有司马相如等一批专门家。

作品的数量与先秦相比可谓惊人。

据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帝时整理从武帝以来各种人士奏献给朝廷并且还保存着的辞赋，总数有一千余篇。

东汉张衡更用“作者鼎沸”

来形容他那时辞赋创作的情况。

这在先秦是无法想象的。

具体表现之三，是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群，他们仅仅或主要凭藉文学才能而得官职，并以文学写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

这一现象，是先秦时期所未曾有过的，而在此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则成了常态。

汉代这一种文人群的出现，有一个发展过程。

西汉初，中央集权与分封制同时并存，战国时代的风习还残留在人们的意识中。

那些诸侯王像战国诸侯一样，喜欢在自己的宫廷中收罗士人；那些士人也像战国游士一样，投靠诸侯的宫廷，以自己的一技一能为之服务，作为谋生的手段。

但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汉初的诸侯王已不具有战国诸侯的独立地位，也不愿或不敢以“富国强兵”

为号召。

因此，他们宫廷中士人的任务，也不能像战国时代那样，以外交、军事等活动为君主谋取霸权。

他们只能从纵横之士向宫廷文人转化，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时在政治上提供一些建议、批评。

枚乘、司马相如，起初都曾在梁孝王宫中担任过这种角色。

武帝对辞赋文学特别喜好，即位后，便大力收罗这一类文人到中央宫廷来。

枚乘死在受召入宫的途中，他的儿子枚皋代替了他。

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为叹赏，以为是一位古人，恨不同时，一听说他还在世，马上把他征召入宫。

此外，如东方朔、严助等人，都是类似的情况。

这一群文人，有的也有文学以外的才能，担任过文学以外的职务，但他们之所以被赏识，得到任用，完全是因为文学的关系。

这同战国游士，乃至西汉初诸侯王宫廷中士人的身份，已经有了根本改变。

完全可以说，在武帝的宫廷中，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人”

群体。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大致到东汉以后，文人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宫廷；开始出现在社会中活动，以作品表述自身思想情感而不再只是取悦于君主的文人。

具体表现之四，是由于辞赋的兴盛，作品的增多，汉代初步出现了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

在《史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论及儒学及一般学术时，多用“文学”

一词；在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意义时，多用“文辞”

或“文章”

。

如《屈原传》说宋玉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辞”

就是“文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