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32部分（第5页）

媒体上各派对土地产权问题的笔战也没有共识，几乎人身攻击，从讥取戾。

争议就集中解决之道上，“土地要不要私有化”

。

实习生一边转着手里的圆珠笔一边说：“赶紧把地都给农民，让他们直接卖给商人，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呢？”

我问他：“你将来想干什么？”

小伙子挺坦率，“当制片人。”

“当了制片人呢？”

“当台长。”

“当了台长呢？”

“影响别人。”

“影响别人什么呢？”

“……这个还没有想。”

我说：“你还是给我一个宾语吧。”

一个动词总是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没有宾语，它不知会落脚何处。

陈锡文的采访播出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留言。

这哥们是在洗脚城对着电视无意中看到的，他说听到一个问题吓了一跳，一脚踩进了盆底：“记者居然敢问‘土地不私有，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么？’”

咦，这个问题怎么了？

中央政府的决策是土地性质不改变，陈锡文是起草决策文件的人之一，当然只能问他。

陈锡文说：“我觉得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的资源禀赋在全世界来说非常独特。

土地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八，很小的私有制规模非常快就会分化，这点土地只能维持温饱，刚过温饱，不能有任何风险，遭遇一点风险，就得卖地卖房子。”

“有些经济学者说农民能判断自己的生活，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让他自己作判断不就行了吗？”

“判断错了怎么办？现在农村没有社会保障，卖了房卖了地谁来管？进了城要不政府管起来，要不他自己有就业。

否则走第三条，出现大的贫民窟，这个社会就毁了。”

这期节目播后，各种地方甚至找到我这儿，说能不能让陈主任来看看，我们这儿农民用宅基地可以换户口，换市民身份，这保障行了吧。

我说跟陈锡文没私交，没法带这个话，但这个问题他说过：“社会保障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拿你的财产来？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我问他：“他们认为农民是愿意的呀？”

他可能这话听多了，有点急了，手挥起来：“你敢跟农民说实话么？你把他的地拿过来，给他二十万，你卖了两百万，你要敢跟他们说实话，农民也愿意，那你就随便。”

他沉了一下气，缓缓说：“不能再对不起农民。”

陈锡文说他十八岁当知青，在黑龙江当大队出纳，当生产队长，十年后放弃一切回上海，就为了能上一个研究农村经济的大学。

他见过在强制力下中国农民一夜之间分到的土地，也一夜之间收回，知道一个出发点再良好的概念一旦脱离现实会造成什么，“最苦的总是农民，最无奈、最无助的也总是农民”

。

他说自己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认识到书本概念如果变成教条，容易像飞人杂耍一样脚不沾地，左右摆荡。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前提——“先要把农民社保这条路铺平，无论在犄角旮旯还是走到最繁华的地方，都在这张社会保障网的保护之下，都有生存的能力。”

陈锡文的说法不代表真理，但是提供了一个前提，当他说这不是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