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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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部分（第2页）

……一个主要的理性错误，（它）认为，未来政府的模式是一个集中的官僚政治模式，它可以向上集中信息，在上面作出决定，然后向下发号施令。

1945年被视为的时代智慧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谬误。

等级森严的官僚政治可能适合于组织一个面对外部强烈竞争的小企业——但几乎在其他各种情况下，它只会造成停滞和无成效。

……随着大欧洲的扩大，它所要求的合作形式必定会更加多样化，其模式不应是一个集权的官僚政体，而应当是一个市场——不仅是一个个人与公司的市场，而且也是一个政府是参赛者的市场。

这样，政府就可通过较低的税收和较少的条例为争取外国投资、先进的管理和高收入者互相竞争。

这样的市场会要求各国政府接受财务纪律，因为它们不愿赶走专门知识与企业。

这样的市场也会有助于制订一些财务和管理政策，产生最佳的、全面的经济效益。

毫不奇怪，社会主义者不喜欢它。

自然，要使这一市场能够起作用，不受外国控制的政府必须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方面保留它们拥有的大部分权力。

由于这些政府与它们的选民更加接近，向他们负责，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将权力保留在全国这一级。

基于这一分析，我认为有两个明确的变化。

我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没有理由在每次提出有关欧洲的新倡议时，要求所有共同体成员参加。

如果欧洲的确进入了新的领域，必须分别签订条约，对已交出的权力明确作出规定：

我们应该着眼于一个多轨道的欧洲，不同国家的专门小组，如申根小组按照一个个的问题在不同的水平上建立合作和一体化。

这一结构不会像坐标纸那样匀整，但是它能容纳共产主义之后的欧洲出现的多样性。

第二，欧洲委员会只应该有较小的权力，远不是要给予它更多的权力。

事实上，根据目前的形式，它不需要许多权力。

从任何意义上说，它不应继续拥有立法的职责与权力，它应当成为一个行政机构，只是执行政策而不是制订政策。

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我提到了一个每个人都在思考但又未列入他们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即“德国问题”

。

我对德国人的成就表示赞赏，井同意德国的某些有特色的政策，如它的货币政策和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它的力量已成为一个问题。

德国人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他们解释说，为什么科尔总理和德国的政治机构如此急迫地想让他们的国家在欧洲“扎根”

，由联邦决策机构对它加以限制。

可是，把德国格利佛拴在联邦制的欧洲共同体内，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德国在共同体内的优势是如此之大，联邦制只能加强德国的力量而不能对它进行制约。

我们必须回到力量均势政治以代替上述想法，因为，如果德国执行损害我们利益的政策时，力量均势会保证像英国、法国这样一个个的国家能够与之抗衡。

同时，在任何现代的力量均势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能保证任何欧洲国家在坚持自己的利益时不会超出某一界限。

某些人士指责这一坦率的分析是反对德国人。

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

我坚决相信，在外交关系中反映出强权政治的实际，而不是将其隐藏在联邦政治正确这一面纱的后面，这可能对德国和它的邻国都同样有利。

德国是一个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它有许多东西值得赞赏。

但由于它的面积、地理位置和历史，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德国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非常自由和负有责任感（即使我碰巧不同意他们为它所找出的某一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