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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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4页）

但我知道自己并没有从教的天赋，我确信（至今仍确信）好的老师需要有一种天才，而大多数人根本不具备这种素质。

事实上，1944年夏天我还在格兰瑟姆真的教过一假期的自然科学，并挣得了买一辆自行车的钱，这在格兰瑟姆算是奢侈品而在牛津则是必需品。

就在我于格兰瑟姆任教时，巴黎解放了。

校长召集全校大会，宣布巴黎又自由了，并告诉我们勇敢的抵抗运动战士如何起义，打击德国占领军，帮助盟军，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很明显，我们正在获得战争的胜利；因而我不再为没能为战争做更大的贡献而感到那么内疚了；我与所有英国人民一样为法国抵抗运动为法国挽回荣誉和自尊感到欣喜。

也许那时我们对抵抗运动的普遍存在有些夸大其辞，我们中间流传着这类故事，诸如德国士兵走进咖啡馆时，里面的顾客会轻轻敲打杯子，用莫尔斯电码敲击出字母V，代表胜利，当然每个真正的法国人都渴望自由，对此我们确信无疑。

此后，我开始埋头学习。

多萝西·霍奇金致力于调光晶体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拥有这样一位有才华的科学家和天才的教师对学院来说是一件幸事。

霍奇金夫人是皇家学会的会员，后来为盘尼西林——第一种抗菌素——分子结构的发现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为此她获得了1964年的诺贝尔奖。

（盘尼西林是我去牛津上学前两年在萨默维尔附近的拉德克利夫医院发现的，并且在那里做了早期实验。

）在我大学生活的第四年和最后一年（1946—1947），由多萝西·霍奇金指导，我与一位德国流亡者格哈德·施密特一起研究简单的蛋白质短杆菌肽B，这是修完第二部分化学课程所必需的研究项目。

在宇宙俱乐部和科学俱乐部我也遇到过其他崭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听过许多知名科学家的讲座，其中包括J·D·伯纳尔，他的政治观点与当时很多科学家一样相当左倾，但是他们从未幻想过把他们的政治观点带入师生关系之中。

在我的牛津生活中，宗教扮演着重要角色。

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年轻人进入大学后，一方面由于接触了怀疑论，一方面出于不大健康的原因，失去了他们的信仰。

我从未感到过这种危机。

卫理公会使我有了稳固的锚地，当然还使我有了与我观点一致的熟人和朋友。

星期天我通常去卫斯理纪念堂做礼拜。

那里有一种格兰瑟姆那样的社交气氛：一种温馨、冷静而又令人愉快的社会生活。

在初来乍到的陌生环境里，这对我是多么重要。

这所教堂有个非常活跃的学生联谊会。

星期天晚礼拜后，通常在牧师家里举办大型咖啡聚会，那时会有对宗教或其它问题的热烈讨论。

偶尔我也去学校的圣母玛丽亚教堂，倾听一场别具一格的大学布道，尽管那个教堂笼罩着某种“一本正经”

的拘谨气氛，使它成为一个冷冰冰的宗教活动场所。

有时我去学院附属教堂，特别是如果海伦·达比希尔小姐布道，我一定会去。

我刚到时她是学院院长，也是研究米尔顿和伍兹沃斯的杰出学者。

总的来说，我不去圣公会教堂。

但非常奇怪，我对宗教知识的全面了解却更多地受圣公会祭司长C·S·刘易斯的宗教著作的影响；他对我们这一代许多人有巨大影响，我受他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的广播、布道和文章是精炼的语言与深邃的神学的结合，很具感召力。

在《斯克鲁塔普书简》中，他以无与伦比的机智和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描述了“魔鬼”

如何利用人类自身的弱点。

在《人类的毁灭》以及《纯粹的基督教》的开头段落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把深奥的自然规律阐述得如此通俗易懂。

我最难忘的是《基督徒言行》（在《纯粹的基督教》中再版，但最初是电台演讲）对我的影响。

这篇讲话触及到当时基督教徒的行为与其口头宣称的理想严重脱节的实质。

C·S·刘易斯的一个观点是：基督教的行为准则不仅仅对那些圣徒有约束力。

他这样写道：

完美的行为如同行车中的换挡一样难以完美无缺；但人类这架机器的本性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做到完美，作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