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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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3页）

牛津大学由若干学院组成，但大学也有一些中心机构，比如博德林图书馆。

那时大学生的生活主要在学院内（在这里吃、住，并接受许多辅导课），其次是其他一些机构，比如教堂和社团，而这些机构又有它们自己的天地。

与其它专业的学生不同，作为一名理科生，我的日常活动自然更多地穿梭于学院的众多机构和役施中间，比如化学实验室。

尽管如此，从我的大学经历中我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如果要使人的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就应该鼓励他们融入人的小群体中，而不是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间倘徉。

战争时期对大学生活气氛影响之深也许我们这些在校生最有体会，因为那时我们许多人都很年轻，只有十六、八岁，而在这样的年龄、长一岁无论在观点还是在成熟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后来，从1944年开始，牛津的气氛随着因伤病退役的军人的归来再次发生了变化，他们或是来完成一个缩短的战时学位，或是开始一个完整的学位。

他们有太多的经历，我们对此望尘莫及。

基普林在《学者》中曾这样描述那些大战后返回剑桥继续学业的海军军官：

他们曾历经磨难，再也不愿回首，那无数激流险滩；

如今整个世界都欠他们很多，他们也开始享受些许，生活的甘甜。

我离开牛津的时候，已结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们的见识比我要广得多。

战争结束时，牛津汇集了各种观点和经验，我从中受益匪浅。

起初我是自我封闭的。

在这种全新的环境里我感到羞怯和无所适从。

我依然坚持在格兰瑟姆的习惯，独自长时间散步，环绕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学公园，沿着查韦尔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独处的乐趣，陶醉于万般思绪之中。

不久，我便开始能够体味牛津的生活乐趣了。

我在牛津的头几年恰逢战争接近尾声，因而也许并不奇怪，我的乐趣带有新教徒的特点，这是我从格兰瑟姆带来的。

我是卫理公会研究小组的一个成员，这个小组经常举办或参加茶会。

我母亲给我寄些糕点，星期六的早晨，我到牛津北部的“糕点厂”

排队，等候一小时左右，为周日购买茶点用品。

我加入了由托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非常巧合，他是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父亲）指挥的巴赫合唱团，该团上演的曲目比它的名称要广泛。

我们在谢尔登剧院上演的《马太受难曲》尤其使我记忆犹新，这个剧场似乎是雷恩专为这个节目设计的。

我们也唱过《伊戈尔王》，贡斯当·兰伯特的《格兰德河》以及雷尔斯特的《耶稣赞美诗》，有时我只是去听，并不唱，我听过凯瑟琳·费里那在埃尔加的《杰隆修斯之梦》中的演唱。

随着战争结束和军人复员，牛津娱乐活动的节奏加快了。

八浆划船比赛又恢复了，我去河边观看过比赛。

就在这时。

我第一次去跳舞，有时甚至喝一点儿酒（以前我只尝过雪利酒，但并不喜欢，现在依然如此）。

我第一次抽了香烟，同样也不怎么喜欢，虽然我知道如果坚持吸下去的话我会品出味道来的。

我决定不吸烟，把钱省下来每天买《泰晤士报》。

我第一次参加校庆舞会，像歌中唱的那个女孩儿一样通宵达旦跳个不停。

我在老剧场和新剧场观看契可夫和莎士比亚的戏剧。

（那时正上演一些克里斯托弗·弗赖的早期作品。

）我还观看过一部精彩的牛津大学戏剧社的演出，是在学院花园上演的，由牛津当时的时髦人物肯尼斯·泰南主演。

至于剧情我现在已记不清了，部分原因是：把舞台上的肯尼斯·泰南与生活中的肯尼斯·泰甫区别开来是很困难的事。

我的牛津生涯本来可以更丰富多采些，但我手头不富裕，而且若不是我的导师——总是乐于帮忙的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向学校建议，使我得到一点奖学金，我将入不付出。

我还得到一些教育基金的帮助。

如果当时我愿意承担一些教学任务的话，我会从这些机构中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