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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我国反垄断法中宽恕制度的问题与对策探讨（第10页）

而在欧盟宽恕制度中，依据其现行规定，减轻处罚的所应满足的证据标准是“新增价值”

。

所谓“新增价值”

是指根据申请者所提供证据的性质和详细程度，该证据能加强执法机构核实可疑事实能力的程度。

“新增价值”

标准比较合理，因为后来者要获得减轻处罚的待遇必须提供比原先申请者提供的证明效力更大的证据。

这会促使卡特尔违法者尽早向执法机构报告。

同时，欧盟委员会还指出几种证据效力大小以便于在执法中对有关证据效力进行评估。

这就是在一般情况下，来源于有关事实发生时的书面证据比随后发现的证据有更大的价值，同可疑事实有直接关系的证据比只有间接关系的证据具有更高的价值，有说服力的证据比在被质疑时需要佐证的证据的证明效力更高。

我国应该借鉴欧盟宽恕制度的规定，分别规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所应满足的证据标准。

对于减轻处罚的证据标准应该遵循“新增价值”

标准，而对于免除处罚的证据标准则区分两种情形分别规定即在反垄断执行机构开始调查之前第一个申请者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帮助执法机构启动调查或在反垄断执行机构已经开始调查之后第一申请者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对认定垄断协议行为起到关键性作用。

二是要规定申请者合作义务。

各国对于申请者合作义务的规定大同小异，对此，我国可以明确规定这些内容。

1应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供真正的、全面的、持续的和迅速的合作；2迅速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供其所掌握的或者可以获得的所有有关协议垄断的相关信息和证据；3根据反垄断执法机构要求，能迅速就可能对查明事实有贡献的任何要求作出答复；4使现任（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前任）雇员和经理接受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询问和调查；5不销毁、伪造或者隐瞒有关协议垄断的相关信息或证据；6除非反垄断执法机构同意或法律规定，申请者不得披露有关事实或者申请的任何内容。

三是要求终止违法行为。

在上文提到，各国宽恕制度对于申请者的终止违法行为的时间要求主要存在五种情形。

在笔者看来，相对比较合理的终止时间应该是这种情形，即要求至迟在反垄断执法机构于发布宽恕意见或者与申请者签订有条件免除责任协议之时。

关于这方面论述详见本书第二章内容。

因此，在将来与反垄断法实施条例中可以规定，除非反垄断执法机构同意，申请者至迟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给予宽恕待遇之前应该终止协议垄断违法行为。

这里例外规定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如果申请者终止违法行为会引起同谋者警觉从而不利于对协议垄断调查，那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要求申请者不必立即终止违法行为。

四是引入个人宽恕制度和额外宽恕制度。

上文提到，个人宽恕制度是公司宽恕制度的必要补充，个人往往在公司没有申请或未及时申请或申请后又撤销的情况下，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考虑而单独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请以获得宽恕。

个人宽恕制度能够确保公司宽恕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从国外立法来看，个人宽恕制度适用于实施卡特尔违法行为经济组织中的负有责任的现任或前任董事、高级职员和雇员。

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可以对此规定为：“对串通投标行为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的现任或前任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主动报告违法行为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应当被免予处罚。”

依据《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那么如果依据此条规定，串通投标罪的犯罪人主动报告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可以被视为自首又重大立功的，其应当被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这是否就意味着个人宽恕制度存在没有必要呢？事实上，立功自首与宽恕制度存在重大区别。

一是本质不同。

宽恕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侦查工具，其本质特征是一种程序性规范。

而自首立功是一种量刑情节，是一种实体规范。

二是执行机关不同。

对于个人刑事责任的宽恕决定权在检察机关，而自首立功量刑情节是由法院来认定的。

三是法律后果不同。

一般而言，个人宽恕适用的结果就是对犯罪嫌疑人不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