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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七章 胡适的改良国民性思路（第3页）

用胡适研究者邵建的话来说：“很显然，一个说谎成性的体制肯定养成国民说谎至少是不说真话的习惯，这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

因为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如果一个‘萨达姆’+‘萨哈夫’式的体制，反说自己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那么，你怎么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中的一般人会说真话呢？他不用计算，也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这时，‘卑怯’之类的国民性批判再尖锐再深刻也没用，要紧的就是要改变这个‘卑劣’的游戏规则。”

胡适和鲁迅思路的根本差别，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性的差别。

鲁迅认为，改革国民性，需要每个人道德上的自我更新，改掉自己身上的“卑怯”

“瞒骗”

和“诈伪”

，因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激烈的道德批判。

胡适则认为，只进行道德批判，不追究道德背后的东西，把所有的事情都混到“国民性改造”

这个大锅里一锅煮，是达不到效果的。

政治的归政治，道德的归道德，不能试图以道德解决政治问题。

“什么‘人心丕变’，‘民德归厚’，都不过是门面话”

。

只有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才能塑造出好的国民性来。

因为好的制度最大功用，就是能约束人性中的恶：“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为恶。”

“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它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

“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

，“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

。

胡适这一思想的源头显然来自西方。

胡克尔说过：“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以规范人的外部行动，使它们不致妨碍所以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这种地步，它们便不是完美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胡适和鲁迅思路的分歧，是单向决定论和双向决定论的区别。

与从梁启超到鲁迅的个人决定社会的单向决定论不同，胡适认为个人和社会是双向影响的，社会对个人的塑造和影响是主要的。

他在那篇名为《不朽》的代表作中，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纵剖面看来，社会的历史是不断的，前人影响后人，后人又影响更后人……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不同，都脱不了社会的影响。”

在其他文章中胡适也提出：“个人是社会上种种势力的结果”

，“‘我’是社会上无数势力所造成的”

。

因此胡适反对鲁迅“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

，认为“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作两截”

是错误的，不改造社会，单独改造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制度变化是前提：“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社会“那些势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