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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七章 胡适的改良国民性思路（第2页）

为借口拖延中国的民主进程，胡适说，如果以“人民程度不够”

，拒绝实行民主，那么民主永远不会到来：“若因为‘组织未备，锻炼未成’，就不敢实行民治，那就等于因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学走了。

学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锻炼’民治的唯一法子！”

“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的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

那些坚持“国民性先行论”

者的主要依据，是选举舞弊等民国政治乱象。

他们认为，民国初年政治制度运作不良，是国民性造成的。

对此胡适的解读大不相同。

胡适认为，新型政治制度在这片陈旧的土地上一开始运转不顺利，几乎是必然的事：近代民主政治在西方有着两千年的成长史，它是一架复杂精细的政治机器，这架新机器与中国这片陌生的土地需要长时期的磨合与改造，才能正常运行。

辛亥革命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出现的选举时代，中国人手中从来没有握过选票，如果中国人一下子就掌握了民主政治的精髓，轻车熟路地运转起议会政治，反倒是不正常的。

那就好比一个不会水的人，第一次跳进河里，就能游起自由泳，这完全是妄想。

因此，问题不在于国民性，而在于时间不够，经验不够。

1923年，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

这一丑闻令全国哗然，胡适也愤怒地称当时政治为“猪仔政治”

。

但与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胡适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选举制度，胡适说，在民主政治之初出现“贿选”

之类的问题是正常的，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遇挫折，马上就宣布此路不通，仓促另寻新路。

胡适举日本民主进程的例子说：“四十二年前，日本第一次选举议会，有选举权者不过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一；但积四十年之经验，竟做到男子普遍选举了。

我们的第一次国会比日本的议会不过迟二十一年，但是昙花一现之后，我们的聪明人就宣告议会政治是不值得再试的了。”

他坚信制度框架存在总比没有好。

他说：“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

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

有人卖票，说明民选这一票还有用。

比起这张票一文不值，毕竟还是进步。

在胡适看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也许注定要从卖票甚至打架开始的，关键是一定要迈开这一步，然后再一步步地进行改良：“选票制的改革，从公开的变为秘密的，从记名的变为无记名的，便可以除去许多关于选举的罪恶。

今日中国的选举坏到极处了；将来我们若想改良选政，一定还得从制度上去寻下手的方法。”

针对曹锟之类的贿选，胡适认为是复选制带出来的弊病，他因此主张有限制的直选。

他又针对直选中选民册的伪造与虚报，以自己家乡为例，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对策。

胡适的新思路显然与鲁迅完全相反。

鲁迅一直把国民性的成因归结为“遗传的定理”

，也就是说，有毒的传统文化熏染的结果。

而胡适认为，国民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而不是文化。

人性有无限的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会趋向不同的发展。

恶的制度塑造恶的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