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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鲁迅 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第3页）

之外，他还要取消中国旧戏，钱玄同说，“今之京戏，理论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

，因此提出“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

。

钱玄同甚至提出了“废除汉文”

的主张：“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由他们这一代人打破铁屋，放进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排走屋内几千年的陈腐毒气，那么，在全新的西方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身上自然就不会有因为旧文化导致的劣根性，这就是“五四”

一代人的国民性改造思路。

不过，除了文化选择这个方向上更进一步外，“五四”

一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并没有怎么突破梁启超的藩篱。

与梁启超一样，他们也认为没有合格的新人，就建立不了新制度。

这与中华民国初期制度建设的失败这一事实密切相关。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帝制的结束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赴南京参加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的途中，成千上万的群众列队欢呼，“共和万岁”

之声震动天地。

鸦片战争以来经受了太多失败和屈辱的中国人相信，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将很快使古老中国结束屈辱、光彩重生。

在美国就读的年仅十九岁的宋庆龄听到民国成立的消息，立即写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她盛赞：“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

这代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

然而，现实很快粉碎了人们的美梦。

从外国引起的这种先进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固有社会传统似乎格格不入。

虽然国号一直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个国号之下的政治运行与“共和”

二字相去太远。

经历了洪宪复辟危机、猪仔议员丑闻、连年军阀混战之后，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先进的政治制度”

与中国人普遍素质之间的巨大不适应性。

特别是曹锟贿选事件，更让人们认识到一种新制度在旧土壤上建立的艰难。

梁启超的“只有先新民，才能建设新制度”

的话，在此时似乎显出了先见之明。

鲁迅的心理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辛亥革命之初，鲁迅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新中国”

满怀憧憬。

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彻底失望了。

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从此，鲁迅成了一个彻底的“国民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