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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鲁迅 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旗手（第2页）

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是激烈的文化决裂论者。

新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有过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比梁启超一代更为深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认识得也更为深刻。

呼吸过外面新鲜空气之后，这些留学生普遍认为阴暗压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深刻的原罪。

大部分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病根，都是有毒的五千年传统文化。

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

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落后两千年，现在已经完全过时、腐败、无法继续利用。

钱玄同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怨愤之情：“若玄同者，于新学问、新智识一点也没有；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瓤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

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

鲁迅则认为中国人“许多精神体质上的缺点”

来自于可怕的“遗传”

。

也就是说，我们国民性中有着祖先遗传下来的过滤性病毒：“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道理。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

“五四”

一代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它们势不两立，你死我活。

他们宣称，只有彻底毁灭这种文化，中国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陈独秀的话最为典型，他说，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

，“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

只有西方的民主、科学这两剂药方，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德、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决定论”

。

因此，“五四”

一代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方案的核心，就是毁灭中国文化。

陈独秀说，要拯救中国，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打倒孔家店，把旧文化一把火烧个精光。

所以陈独秀“涕泣陈词”

，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奋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

鲁迅的主张更具体，那就是不看中国书，只看外国书。

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钱玄同的主张比鲁迅更激进，除了“应烧毁中国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