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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第十章 铁骑踏断民族脊梁（第4页）

民族歧视粗暴地践踏了汉族人的心灵。

“整个汉民族在自己的家园里失落了自我，失去了立足之地；在有着辉煌历史的故土被打入监狱，汉民族和它的心理皆受到巨大伤害。”

这种屈辱对汉人的心理打击是空前而致命的。

从地主到贫民，全体中国人都生活在不公之中：元帝国的特征之一是官员数量特别多，人浮于事。

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

因此政府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横行。

蒙古官员断案判狱，根本没有公平可言，因为他们都是目不识丁的贵族，“高坐堂上，大小事务一切付之于吏，可否施行，漫不省录”

。

吏员有了权，就拼命敲诈勒索，遇到讼事，“事事不为断决。

至于两词屈直，显然明白，故为稽迟”

。

旧有的纲纪、伦常、道德标准都被打碎了，金钱主宰一切。

那些富商大贾，上与权豪贵要勾结，下则买通关节衙吏，颠倒黑白，为所欲为。

民众的道德水平迅速滑落，社会风气持续恶化，元代杂剧中，泼皮无赖、贪官酷吏、权豪势要、地痞流氓成了主要角色，手足相残、妯娌成仇、杀夫夺产、嫁祸亲人、嫌贫悔亲，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成了大部分元代杂剧的主要情节。

在这样一个屈辱、不公、没有希望的世界里，中国人的心理由失衡直到扭曲，人们由被动苟活，渐渐演变成主动的流氓化生存。

流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侠文化。

侠以武犯禁，冲破了社会规范之后，侠士分成了两途。

一途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另一类则变成了流氓、纵横家和食客，他们在各个权势中心奔走流动，鸡鸣狗盗，唯利是图，什么都敢做，所谓“日暮而途远，故倒行逆施”

。

侠与流氓的共同点是都蔑视社会规范，纵横于王法之外。

不同点则是一个有精神追求，一个没道德底线。

至于生存方式，侠客单纯以暴力为生，流氓在暴力之外，更愿意用欺诈、恫吓等所有成本更低的手段。

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流氓这个阶层也不断发展变化。

早期的流氓身上还残留着几分侠义基因，比如三国时代那个以除三害闻名的周处，年轻时凶暴强悍，争强好斗，被乡人认为是地方三害之首，后来因一念之变，又成为除暴安良的英雄。

事实上，汉代的流氓并不畏权力。

他们敢于袭击官吏，甚至介入上层政治斗争：“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

也就是说，长安城中的流氓少年们专替别人刺杀官吏，他们以三色泥丸为分工：摸到红丸的负责杀武官，摸到黑丸的负责杀文官，摸到白丸的负责治丧事。

到了薄暮时分，他们就纷纷出动，劫掠行人，死伤不绝。

这分明是介于强盗和流氓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