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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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

Sacco）和樊宰底（B。

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

、“抗议会”

的海报。

我读到所谓“犯人”

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

，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

的“日内瓦公民”

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

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

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

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

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

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

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

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

《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

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

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

。

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

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

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

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

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

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

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

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