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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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弹低调的高手──远悼吴鲁芹先生（第2页）

最巧的是，吴鲁芹对于大限将至似乎早有预感，去年四月他发表的一篇散文，已经对身后事熟加思考。

那篇文章叫〈泰岱鸿毛只等闲──近些时对『死』的一些联想〉，当时我在《明报月刊》上读到，就对朋友说，这是一篇杰作，也是吴鲁芹最深沉最自然的散文。

在文首作者回忆他「去年初冬」（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底，大约在我们法国之会后两个月）急病入院，自忖必死，「可是过不了几天，却又安然无恙了。

」他说当时他被抬进医院，心情颇为恬静，并无不甘死去之念。

他说：「曾有人说，一个人能活到花甲之年就很不错了。

花甲之后的『余年』是外赏，是红利，是拣来的。

」接着他对死亡一事反覆思维，并且推翻司马迁所谓的「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认为此事只有迟早，却难分轻重，最后他说：

至于我自己呢，对泰山之重是高攀不上的，但亦不甘于菲薄贱躯轻于鸿毛。

所以对泰岱鸿毛之说，完全等闲视之。

然人总归不免一死，能俯仰俱无愧，当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

智愚贤不肖，都要速朽的。

君不见芸芸众生中，亦有一些不自量力求宽延速朽的时限的，谁不是枉费心机？谁不是徒劳？

这一段文字真正是大家之风，表现的不是儒家的道德理想，而是道家的自然态度，毋宁更近于人性。

我尤其喜欢他那句：「能俯仰俱无愧，当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

」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要人洁白无瑕，求全得可怕，令人动辄得咎，呼吸困难。

只要不是存心作恶，则「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更是宽己而又恕人，温厚可亲，脱略可爱。

二

初识吴鲁芹，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交朋友有点随缘而化，他，却是我主动去结识的。

那时我初去台湾，虽然还是文艺青年，对于报上习见的八股陋文却很不耐烦。

好不容易有一天在新生副刊上读到署名吴鲁芹的一篇妙文〈谈文人无行〉，笔锋凌厉，有钱锺书的劲道。

大喜之下，写了一篇文章响应，并且迫不及待，打听到作者原名是吴鸿藻，在美新处工作，立刻逕去他的办公室拜访。

后来他发现这位台大学生不但写诗，还能译诗，就把我在《学生英语文摘》上发表的几首英诗中译寄给林以亮。

林以亮正在香港筹编《美国诗选》，苦于难觅合译的伙伴，吴鲁芹适时的推荐，解决了他的难题。

这也是我和林以亮交往的开始，我也就在他们亦师亦友的鼓励和诱导之下，硬着头皮认真译起诗来。

这段因缘，日后我出版《英美现代诗选》时，曾在译者序裏永誌不忘。

一般人提到台大外文系王文兴、白先勇、欧阳子那一班作家辈出，常归因于夏济安的循循善诱。

夏氏中英文造诣俱高，在授英美文学的老师裏，是极少数兼治现代文学的学者之一。

王文兴那一班的少壮作家能得风气之先，与夏氏的影响当然大有关係。

不过夏济安的文学修养和他弟弟志清相似，究以小说为主：我常觉得，王、白那一班出的多是小说家，绝少诗人与散文家，恐怕也与师承有关。

据我所知，当时提掖后进的老师辈中，如果夏济安是台前人物，则吴鲁芹该是有力的幕后人物。

五十年代吴氏在台北各大学兼课，但本职是在美国新闻处，地位尊于其他中国籍的职员。

最早的《文学杂誌》虽由夏济安出面主编，实际上是合吴鲁芹、林以亮、刘守宜、与夏氏四人之力办成。

纯文学的期刊销路不佳，难以持久，如果不是吴鲁芹说服美新处长麦加锡逐期支持《文学杂誌》，该刊恐怕维持不了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