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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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部分（第2页）

其军事力量一度可与我国抗衡的那个扩张主义的专制帝国已经解体，它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自由经济制胜过了国家控制的经济制度。

这是自由的胜利，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世界的财富。

能够参加有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时代的斗争，我感到无比荣幸。

我在国家安全岗位——无论是军事岗位或是文职岗位上工作期间，一直注意不做带政治色彩的事，不说带政治色彩的话。

用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才丢掉一个军人一生养成的习惯。

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的过程中，我渐渐丢掉缄默的习惯，我的人生哲学也在发展。

最需要指出的是，我对我国目前的企业活力印象至深。

自由企业制生机勃勃，运转良好。

老企业摆脱了陈规陋习，恢复了竞争力。

新一代美国人活跃奔忙，勇于冒风险，积极从事商业活动，不断建立新企业，决心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在技术上乘风破浪，跨入未来。

我看到的一切都证实了我对自由企业制的信念。

它创造新财富，增加新就业机会，使人民生活美好，刺激需求，促使建立新企业，开始新的良性循环。

政府应只限于采取控制措施，以保护公共安全，防止劳资任一方妨碍竞争，除此之外不应干涉运作明显成功的自由市场。

然而，使我感到关切的是，美国人当前的纳税负担太重，很可能使我国的企业活力受到严重影响。

来自消费者或企业的每一美元税收发挥的作用，都不如把这一美元留在私人手中发挥的作用大。

我之所以如此强烈地相信创造就业机会的自由企业制，是因为就业能最妥善地解决大部分社会弊病。

我的父母到这个国家来不是寻求政府支持，而是寻找就业机会。

他们在兴隆的服装业提供的工作职位上劳动了一辈子。

他们工资不高，但足以过上好的生活，抚养子女，甚至偶尔享受一下。

因为我表达了这些信念，有些人就急急忙忙给我贴上“共和党人”

的标签。

我并不是天生的反政府主义者，我是出生在经济大萧条、实施新政时期的孩子。

在我童年时的家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位英雄。

政府帮助了我的父母，给他们提供了便宜的公共地铁系统使他们能上班干活，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了公立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法律保护，使他们的劳动不受剥削。

我母亲加入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也保护了她，因为法律保证了该联合会的集体合同权。

社会保障制度使我的父母能够在退休后不失尊严地生活。

在晚年长期而痛苦的疾病中，老年保健医疗使他们享受了高质量的治疗和照料。

我受到了免费高等教育，因为纽约市向它的公民征了税，以便对移民和工人阶级的子女进行智力投资。

政府津贴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老年保健医疗，正在爆炸性地膨胀，贫困人民和中产阶级对政府津贴计划依赖性都很大。

当代我们在国内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是如何把必需的财务责任与这种膨胀一致起来。

现实地说，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削减政府津贴计划，要么提高税收以支付这种计划。

我们不能一直靠增加赤字使账面平衡。

然而许多从政的人都希望这些计划不受严格的财务审议，因为不这样做就要冒政治自杀的风险。

我们正在把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作为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

只有我国领导人愿意直截了当地向人民讲清这一问题，同时人民愿意接受严酷的现实，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使子孙后代免于背上压断脊梁骨的债务。

当然，在我说这番话时我充分意识到我这样说用不着踌躇，因为迄今我没要求任何人投我的票。

虽然当前关于“减少政府干预”

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我希望政府在履行其中一种职责时积极有力，这就是确保所有的美国人都享受宪法的保护。

我国的宪法和民族道德心要求每个美国人都有尊严和受到尊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同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