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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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4页）

他应1974年夏巴黎首脑会议各国政府首脑的要求草拟关于“欧洲联盟”

的报告。

我同雷吉·英德林和其他人在下院的一个房间里会见了他。

我已成立了一个在雷吉指导下的委员会来考虑这类事情，委员会的成员有前外交官安东尼·罗伊尔爵士和其他人。

我对廷德曼斯强调说，如果共同体自然发展而不是按照某种预先规定的结构发展那将会是最好的事情。

我打算以此作为一种警告，即虽然我设想当保守党政府执政时英国将会对共同体采取比工党执政时更加积极的态度，但是我们的伙伴们不应想象我们渴望着来自中心的强加于人的宏伟计划。

在保守党内部，关于欧洲的辩论越来越集中在直接选举问题上。

我定期收到党内意见的报告。

尼尔·马顿领导的一批议员进行有力的争论，根本反对进行直接选举。

人数更多的一批议员勉强承认，直接选举的通行证已经卖出，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和按照什么选举制度来进行选举。

第三批人渴望创建一个真正的欧洲议会来牵制部长会议和委员会的行动。

幸运的是，政府方面的分歧至少与我们方面的分歧一样大，因而我们能够团结一致指责他们没有将有关的必不可少的立法及时提交给下院。

同样令人满意的是，政府关于采取比例代表制的提案，这是一种维持自由党一工党联盟的姿态，于1977年12月彻底失败了。

因而，第一次有关的直接选举是在我担任首相时于1979年举行的，而且是按照获多数票者当选的选举制度进行的。

关于政治一体化的压力必然有其经济上的对应物。

关于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的第一批宏伟计划体现在1972年建立的所谓的“蛇形浮动汇率制”

中。

英国在特德执政时期参加了这一机制，表现了他对欧洲所承担的严格义务的认真态度；但在6周之内他不得不退出。

然而，经济计划制定者们反而受到失败的激励，1978年底欧洲货币体系获得赞同，共同体内的9种货币中有8种参加了，只有英国呆在外面。

女王陛下的反对党在我的领导下如果不去利用这一点来证明由于工党治理经济的失误使英国货币过于疲软以致无法参加，那将会是不通人情的。

这是一种足够公正的策略性立场，但难于判断的是一个保守党政府应如何行事。

1978年10月底杰弗里·豪送给我一个便条，概要叙述了主张与反对参加浮动汇率的情况与理由。

他认为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当政并致力于制定正确的财政与经济政策，我们可能能够参加进去。

杰弗里还认为，我们需要保持党的对欧亲善态度，担心其他选择将意味着“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方向及其政策交给法—德领导人员”

。

奈杰尔·劳森，一位资历较浅的财政发言人，在10月底也送给我一份透彻的分析。

他认为欧洲货币体系在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心目中具有政治目的，即欧洲统一进程中的下一个阶段。

他敏锐地指出，“那些以支持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作为他们效忠欧洲经济共同体事业的一部分的人应该停下来想一想，遵守纪律（欧共体的唯一优点）是否实际上有可能证明并非如此不得人心，以致使得对继续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支持成为政治自杀”

。

奈杰尔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参加：但他的“最佳希望”

是该体系在此后不久就会崩溃，不是由于英国货币的疲软，而是因为对其他货币的压力。

我们到那时就可以就欧洲经济的汇合提出某种更加明智的框架建议。

这两篇分析的质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还在演变中，但我此刻决定我们应该对欧洲货币体系继续采取一般的积极态度，同时避免作出任何具体承诺。

第二个重大的欧洲主题——中间偏右政党的更密切合作——最终导致于1978年建立了欧洲民主联盟。

这个组织的作用有限，但成立该组织的政治意图具有更重大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民主的与非民主的左派在许多方面和领域中取得进展的时期。

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一些共产党似乎即将进入政府。

人们感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