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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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3页）

因而，我把有关情况告诉了《泰晤士报》的乔治·赫金森——他并非是我的支持者，但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新闻工作者——报道及时地发表了。

毫无疑问，特德的希望受到了另外两件事情的鼓励。

首先，我不可能不意识到各种各样消息灵通的评论家都在预言我担任领导职务的任期不会持久；具体说，到圣诞节时我就会离去。

其次，希思政府早先在财政上的不负责行为和威尔逊政府现行的反企业政策合在一起使英国陷人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这也许可以想象会导致联合政府的出现，而特德的前程则可乘势一展宏图。

而且比例代表制的采用也许会使联合政府执政并长期存在下去、像我这样的人则会退出。

实际上，发生任何这种情况的机会都比评论家们想象的要小。

这不只是我并无放弃领导权的打算，甚至保守党的后座议员们也没有准备容忍特德的返口。

而且也完全不可能企望像哈罗德·威尔逊这样精明、自信的政治家会拱手礼让，放手让他所鄙视的妄自尊大的人物去清理英国的问题。

如果他想退让，那要按照他的条件并在他选择的时间去做：当然这是后来所发生的情况。

当时没有被普遍领悟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尽管有人批评我，说我没有用足够的气力来鼓吹欧洲，但我在这场运动中成了一个使党统一的人物。

反对共同市场的保守党议员们对我并不感到怨恨。

大多数后座议员对于欧洲的感觉也同我的感觉非常相似，把它看作一个框架，英国能够在其中得到繁荣，而不是充当十字军。

关于英国是否应该是欧洲共同体成员的争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已经获得解决。

现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样的共同体？在这个问题上保守党内部不同的意见将重新组合。

我在欧洲问题公民投票运动期间到国外进行的两次短期访问给我提供了思考的材料。

我于4月底访问了卢森堡并参加了欧洲大会，后者要求被称为“议会”

。

一场关于一些琐细问题毫无生气的辩论正在进行中，在这之后我向热切的通讯社团所能说的最好的话是，该机构显然“很有价值”

，它的成员也工作得“十分努力”

。

这个时候的大会成员仍然是由成员国指定的那些议员组成的。

我们大家也许早就应该更仔细地权衡结束这一制度而赞同直接选举是否正确的问题了。

至少在旧制度下，在各国议会议员和欧洲大会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些人。

欧洲大会的作用有限，对它来说专职的欧洲议会议员是不必要的。

当后者出现时他们就会要求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了证明他们的薪金、大方的开销和生活方式是合理的，而这将引起无数的问题。

然而，我从访问卢森堡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这样一个欧洲大会中人们并不讲同一种语言，也没有相同的传统，这说明试图创建人为的全欧洲机构的想法是有缺陷的。

欧洲大会中的保守党领导人彼得·柯克在卢森堡为我组织过一次招待会，他尽其所能引进一些英国的议会观念并强制实行一些财政纪律。

但是要创建一个真正的欧洲议会还得做比这更多的事情。

次月，我作为戴高乐党——当时称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后来称保卫共和联盟——的客人被邀请去巴黎。

就是在这次访问中我第一次会见了雅克·希拉克总理，我和他在马提翁宫（他的办公处和官邪）共进午餐，还首次在爱丽舍宫会见了总统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尽管这两个人的性格遇然不同——总理具有魅力，充满活力，与总统的冷恬与严谨截然不同——但是马提翁宫和爱丽舍宫都同样表明了法国的历史辉煌和民族自豪。

法国的特色和利益在共同体或任何其他讲坛上总是要首先得到体现。

有的人也许对于这一点感到愤愤不平，但是我却奇特地感到这一点让人心里踏实：你知道自己的立足点。

从这时起有3个不同的但有联系的事态发展引起了我对欧洲的注意。

首先，是关于欧洲一体化的速度与程度：尤其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对于有关欧洲大会的直接选举的安排以及我们对待欧洲货币体系的政策。

其次，人们认为，我也有同感，欧洲的中间偏右政党应该更加密切合作，以针对社会党国际提出对策。

第三，需要确定西欧在东西方关系中应起的作用，尤其要考虑赫尔辛基进程，此事在后面评述最为合适。

7月初比利时首相里奥·廷德曼斯来到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