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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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3页）

像《玉米》、《玉秀》包括《青衣》这样的作品，我认为它们还不错，你可以不停地写下去。

还有一类作品，像《是谁在深夜说话》，是灵光一现的东西。

那个夜晚过去了，类似的作品你就再也弄不出第二个来了。

张：历史的本相是散乱的。

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包括后来的“新写实”

、“新历史”

等，都在致力于对抗、重构旧的历史阐述并恢复历史本相。

您的早期写作即处于这一大潮流中。

但是不是在这一状态中，您后来发现自己很难建立“毕飞宇式”

的东西？

毕：在80年代的某一个阶段，年轻的作家都有一个基本心态，我把它称为“参军”

。

你首先得参军、入伍，穿上一样的制服，背上一样的武器，你才能跟得上革命的大队伍。

怎么办呢？进“新兵连”

。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心态其实也很正常，因为那时你各方面的能力都达不到，仅仅有一腔热血，当然，是文学的热血。

等你在军营里待过一段时间后，你对革命的大熔炉就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想早一点离开。

你就想退伍，早一点进入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写作空间。

张：您在90年代后期离开《孤岛》、《是谁在深夜说话》那种反历史的寓言写作，转向都市人日常的生活状态，譬如《家里乱了》、《九月九日或十日》，是否与此心态转变有关？

毕飞宇（4）

毕：两个原因。

一是80年代“参军”

了，这时开始考虑“退伍”

。

产生这个念头理所当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97年儿子的出生。

一个人当了父亲母亲之后，内心会有巨大改变。

他会不由自主地对当下生活境遇充满关怀。

这看似是一个很细微的内心变化，放大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做了父亲之后，你要承担责任，当你带孩子的时候，就要关注身边的一举一动，现实情怀其实是被生活的日常性给逼出来的。

幸运的是，我感受到了现实的召唤。

张：可能是由于这段时间您对世俗日常的关注，许多读者包括职业的评论家，都习惯于将您放在新生代作家里去理解、去讨论，但据我所知，您对新生代的认同是比较复杂的。

毕：一点儿都不复杂，我和新生代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可以把那时关于新生代的评论拿出来看，也可以把他们的大本营《钟山》杂志拿过来看，我是被排除在外的，那里头没我。

所以，我可以平静地说，它和我无关。

张：2000年后的“王家庄系列”

和新生代确实已无太大关系。

在其中您发现了一条属于您个人的别人难以重复的独特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