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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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4页）

我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革命者的回忆录》和斯捷普尼雅克的特写集《地下的俄罗斯》，这两本书不像《伦理学》那样难解释，书中热情的句子和流畅的文笔倒适合我的口味，我在翻译时一再揣摩、体会，无意间受了一些影响。

我还从世界语翻译了意大利亚米契斯和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剧和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

总之，我还不曾灰心断念，我借翻译来练习我的笔。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大哥来上海，我和他在一起过了一个月愉快的生活。

他对我并没有更多的了解，却表示了更大的友爱。

他常常对我谈起过去的事情，我也因他而想起许多往事。

我有一次对他说，我要拿他作主人公写一部《春梦》。

他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不置可否。

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见了一线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

我下了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

过了几个月我写信给他又提起《春梦》。

我手边还有他在一九三○年三月四日寄来的回信，他很坦白地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

……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等书报读过以后，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

现在你要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

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

他没有想到我写的小说同他想写的并不一样：他想谴责的是人；我要鞭挞的是制度。

他也没有想到我会把他老老实实地写进我的小说。

我更不会想到他连读这部小说一行一字的机会也没有。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我的小说在上海《时报》上连载，我把《春梦》的名字改成了《激流》（一九三三年我把小说交给开明书店印单行本的时候，才改用《家》作书名）。

第二天下午我得到了报告他去世的电报，原来他死在《激流》开始发表的那一天，当时我的小说只写到第六章。

我每隔一个星期向报馆送一次稿；我还不曾想好整个的结构，脑子里更没有那许多细节。

说实话，我还有一些顾虑。

可是大哥意外地死了，我的主人公死了，我不用害怕我的小说会刺伤他，或者给他带来他所忍受不了的悲痛的回忆……不久我读到了成都寄来的我大哥的遗书，才知道他服毒自杀。

我想起一年前他来信中那一段话：“我也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的人，奈何。

……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恐到那时你却忘记兄了，唉。

……“我的悲愤更大了，我的悔恨也更大了。

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楚面前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

我不曾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

现在太迟了。

我不能把他从坟墓里拉出来了。

我只好把我的感情、我的爱憎、我要对他讲的话全写到我的小说里去。

《新生》的写作也是在这个时期。

不过我开始写《新生》比写《激流》早几个月，大约在一九三○年年底或者一九三一年年初；我结束它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也比结束《家》早些。

那时我早已抛弃了写五部连续的长篇小说的计划，而且把从法国带回的廉价练习簿中一部分可用的细节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了。

《新生》的内容、结构以及人物也逐渐地形成而固定了。

我想写一个人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