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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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部分（第3页）

过去我一直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我知道怎样通过忘掉过去、开展新的事业，为个人的失望找到慰藉。

工作是我的灵丹妙药。

现在我必须调整工作速度。

可是一开始这可并不容易。

我生来就不善于反思或回顾，我总觉得朝前看更可取，处理当前实际问题最容易，而且（在符合情理的范围内）越难越好。

现在有了比我当反对党领袖或首相时享有的（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更多回首过去的机会。

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感到有一种内心的需要（虽然令人痛苦），来彻底思索7下我这辈子究竟干了些什么，获得的机会利用得如何，以及各种历史事件的意义。

起初，我的非自愿“撤退”

被一些阴郁的想法所支配。

我仍能从报纸上读到有关“撒切尔时代”

的讣告式评价文章。

有些报纸刊登了一些有关我担任首相期间工作情况的文章，据我回忆，他们记叙的内容很不准确，这当然毫不奇怪。

我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我必须写回忆录用我自己的叙述来加以纠正——毕竟我多次公开开过玩笑说要写回忆录，而且也不乏这方面的兴趣。

再说，工作成绩是不会“为自己说话”

的，虽然政治家们可能非常希望它们能做到这一点。

但我并不把写口忆录看成是自我辩解的手段——那主要是我、我的良知和上帝之间的问题。

倒不如说——而且愈来愈觉得——我要通过回忆录来鼓励那些与我思想和感觉相同的人，下一代甚至更久远以后的政治领导人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被政治流放到孤岛上的人。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惊喜地发现，我这个小小的孤岛在知识和社交方面不再是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我周围不仅有关心我的朋友，还有一些与我志趣相投的学者、记者和年轻一代政治家，事实上他们是一些思想和信念足以影响未来的人。

我渐渐认识到，离开唐宁街，也就——尽管是多么不愉快和不情愿——摆脱了高级职务带来的某种自找的流放生活。

多年来，我不得不与一些政治家和文官相处或共事，他们之中除少数明显的例外，多数人与我意见相左、不同意我的基本观点。

他们尽心尽责做着自己份内的事——有的还做了份外的事。

但是我经常不得不像政府行为的孤独反对者那样行事，而这个政府又是由我自己领导的。

这种情况使无法避免的权力上的孤独进一步加重。

我常被描绘成一个局外人，只是由于某些环境因素的奇怪结合，才跨进了局内人的圈子，而且在那里呆了11年半。

对我的这种描绘不能说不准确。

现在我又成了局外人，但这是一种不同于过去我所记得的“局外”

。

我发现，与我担任反对党领袖时那些困难日子（这些我已在本书前面几章讲到）截然不同，现在我周围那些有见解、有作为、最能干的保守党人几乎都是与我思想一致的。

过去那场革命——私有化，解除管制，降低税收，扩大所有制，恢复自力更生，建设摆脱贫困的梯子，加强国防，建立大西洋联盟，重振国家的士气和地位——是经过艰苦努力在政府里面完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无法看清在政府外面进行的思想革命的程度。

我间或——如一年一度访问政治研究中心——也看到一些正在发生的情况，但并未掌握全貌。

因此，由于我今天对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担心，我相应地把较大希望寄托在那些依然在政府外面进行思想斗争的人身上。

何况，这有其令人愉快和切实可行的一面。

因为我一向善于做鼓舞人心的演讲；而且每当我对某个深奥题目发表讲演或撰写文章或介绍情况需要帮助时，总会有一批热情而又具有专长的志愿者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同样，我多次到国外讲演，也有类似的体验。

起初，我是作为前首相受到接待的，花很多时间会见我在职时认识的人。

但国际政治风云变幻，首脑人物常常迅速更换。

原先接触过的领导人日益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