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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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4页）

这个词语对我不合适。

用“底层”

这样一个充满政治倾向的词汇来说文学更不合适。

我认为，用“民间”

两个字更合适一些。

我所有的写作，正是体现了来自民间的那些意识。

周：为什么您的作品有那么强烈的民间意识？

刘：除了我的文学启蒙教育主要是民间文学外，还有两点决定了我的作品充满民间意识。

首先，我从小生活在这种地方，我没有见过大世面，既不知道主流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地方的人关心什么，大地方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我是1990年5月第一次去北京，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

武汉我也是二十多岁才第一次来的，就连县城在我们少年时期也是不常去的。

当时的这种环境使我们无法接触到“精英”

和“主流”

。

且不说非正规的茶余饭后，就连正式的乡村课堂，也不过是一种换了模样的民间。

其次，我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我和主流思想、精英思想保持了一段距离。

在别人眼里，“*”

是天大的灾难，可“*”

对我的最大影响，是让我成了实实在在的自由人。

这种自由自在很容易使我处于无政府、无组织和无主流的民间状态。

所以“*”

时的主流成分，在我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无法对我施以特别大的影响。

正是这样的无拘无束，使得我习惯于当一种“主流”

产生时，基本上下意识地先表示一种不认同，回头再说其理由。

真正的写作确实需要与一己之经验、与外界保持距离。

周：您被看做是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您是如何看待乡土文学的？

刘：乡土是我个人的情感所在。

乡土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调整、不同的意义。

只要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只要人还对自然，对田野，对山水怀有深深的留恋，乡土和乡土文学就一定会沿着它既定的模式发展下去，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周：这就是您的文学作品一直弥漫着乡土气息的主要原因吧。

您认为好的乡土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中国乡村小说有几大败笔。

第一个败笔是刮东风时写东风、西风来了写西风的应景之作，其间生硬地安插写些投城里人所好的所谓乡村的变化，和极为媚俗的所谓人性觉醒之类的情爱，还美其名曰敏感。

这类写作态度不诚实，有人媚俗，有人媚上，这种人是在媚自己，其笔下的乡村，只不过是个人作秀的舞台。

第二败笔是所谓时代的记录员，经常带着笔记本下乡，记到什么东西回来就写什么。

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

本是由主编《上海文学》的周介人联手雷达先生一起提出来的，但周先生却明确说过，他其实不喜欢有些人的写作。

还有一个败笔，那就是将乡土妖魔化，还硬要说成是狂欢式写作，我对这样的小说总是感到深深的恐惧，读到最后很害怕，因为我所读到的全是仇恨，没有一点点爱与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