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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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周：您是哪一年到武汉的？

刘：1994年。

周：您到武汉后，创作题材发生了某种转变，开始创作《城市眼影》、《我们香港见》这些都市题材的小说。

刘：当时有种心境，想换个脑子写一写。

但这不是我兴致所在，只是一种尝试，是为了表明另一种能力。

这是一种性情文字，它不代表什么，我也不想向别人证明什么。

周：我们集中地谈一下《圣天门口》吧。

我认为，《圣天门口》在当代长篇小说史上是一部集大成的小说，也是你个人创作历史上集大成的作品。

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完全超越了您以前的作品。

而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和您以往作品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谈谈您这部作品与您以往作品的联系？

刘：《圣天门口》与我以往作品是有内在联系的。

同我第一、第二阶段的作品相联系比较的话，我认为它是取了二者之长的，它继承了我第二阶段对写实风格的痴迷执著和第一阶段对想象、浪漫的疯狂。

可以说它综合了我第一、第二阶段的写作风格，而又在二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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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11）

周：请您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视角坐标上谈谈《圣天门口》。

刘：在刚刚结束的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文艺报》记者曾就文学如何创新的问题采访了我。

在我看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写作者对和谐精神的充分理解与实践，即为当前文学创作中最大的创新。

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暴力斗争一直为中国文学实践所痴迷，太多的写作莫不是既以暴力为开篇，又以暴力为终结。

《圣天门口》正是对这类有着暴力传统写作的超越与反拨，而在文学上，契合了“和谐”

这一中华历史上伟大的精神再造。

《圣天门口》相对于以往写近现代史居多的小说，一个重要的分歧就是它不是在相互为敌的基础上来构造一部作品，来认识一段历史的，而是最大限度地、最有可能真实地接近那个时代的历史状态。

比如就《圣天门口》来说，小说从头到尾写了那么多的斗争、争斗、搏杀和屠杀，但我非常注意不让任何地方出现“敌人”

这种措辞。

《圣天门口》从汉民族创世到辛亥革命这条虚一点的线索，从辛亥到上世纪60年代“*”

高潮这条实一点的线索，通过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来求证我们对幸福和谐的向往。

写任何一部小说都应有一种“大局观”

，这是很重要的。

从国共两党斗争开始后大半个世纪以来，种种文学作品一直纠缠在谁胜谁败、谁输谁赢、谁对谁错这些问题上，但是我们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一百年之后再来看对和错、输和赢就一点不重要了。

周：你认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写作有什么区别？

刘：作为文学家，在写历史时，必须用现在的眼光而非当时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事实，应该有新的视角、新的意识。

否则就很难超越，那样我们无非是在模仿别人、刻录别人。

周：最初触动你写《圣天门口》的机缘是什么？

刘：对我而言，那是内心的一种情结、感觉。

从我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有一种东西在积淀，多年的写作，一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所以，我一直想写一部能够表达我成长至今的经历中最为纯朴、深情和挚爱的作品。

周：《圣天门口》素材的积累是怎么来的？

刘：从我出生的那天开始，很多东西仿佛就在那里等着我去搜集等着我去发现，还有一些民间流传的东西。

具体讲，比如说我小说写到的那个小曹书记——曹大骏，这个人是有真人原型的，是当时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局长兼任红山中心县委书记，“肃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