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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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易劳逸认为，十年间经济增长的原因还不清楚；据他的推测，主要归结于外国在华投资开设的工厂。

此间，外资占有中国工厂资本将近63％。

还有学者的研究表明：1937年以前，中国任何地方有现代化经济发展，大多要归功于外国资本。

而且，1932——1935年萧条之后生产的大幅度提高，主要是1936年的好收成引起农民对工业品的新需求的结果，而不是来源于政府的政策。

事实上，从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内部结构来看，它是不可能使现代化变革在“###”

的前现代政体底下持续进行下去的。

美国学者柯伟林分析指出，国民党政府沿用孙中山的思想，即以吸引和利用外资来发展由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遏制私有企业和私人资本的扩张，是“对小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的不信任态度”

。

他说：“有证据表明，一党政府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害怕一个拥有财富的、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出现。”

国民党政府跳不出孙中山思想中的反对市场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支配。

它要建立的是一种以官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抓紧外资和国有企业，也无非借以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而已。

对于政府来说，坚持传统中的变革，只是集权的一个手段。

在现代化过程中崛起的资产阶级，在1927年的关键时刻首先出卖了自己，它不但没有坚持自己已经获得的政治自治权，反而参与设计了惨遭国家政权摧残的方案，为国家政权的权威的重建作出了贡献。

“###”

的政体不可能保障个人自由权，即使允诺的地方自由权也是暂时的，有限度的。

在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政府官员由于掌握了权力和国家资金，因此得以利用职权，垄断各种经济事务，扼杀企业的正常竞争，以“现代化”

的名义阻碍现代化的步伐，使现代化发展维持在低水平上。

“最坏的是，蒋氏政权没有解决中国民众的贫困这一国家最紧迫的问题。

乡村依然是受灾地区，除了上层之外，城市的居民生活也没有显著的改善。”

美国学者石约翰分析说，出现这种形势有许多原因，超出政府的解决能力，但是，蒋氏政权几乎没有关注经济公正问题，这是主要的。

他接着指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与民国其他所有的黑暗面是互相关联的，但最重要的，是与它越来越依靠那些利用国家危难而牟利的人相联系。”

贪污腐败成了一个死症。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到国民党中国时，有一个专题的章节，就是“政府成为有组织的‘贪污集体’”

，认为这是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工资收入微薄，另方面则是官场中最复杂的私人关系使“系统化的贪污”

成为制度的伴生物。

易劳逸说，到1930年，人们就感受到贪污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

一代不如一代。

许多观察家认为，贪污是南京政府最卑劣的特征。

有人称，所以存在反对党的威胁，其实是农民对政府腐败和弊政的反弹。

蒋介石早已注意到贪污已成普遍现象，在谴责贪污腐败方面，一直走在领导层的前列，但是，为防止和惩治贪污而制定的系统性措施，在人们看来简直成了笑柄，因为事实上被抓住的只是一些没有多大权势的人。

极少数高级官员的贪污案件，人们宁愿以权力斗争的角度进行解释。

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有蒋介石亲自出面干预，肃贪的工作才会得到落实，殊不知蒋介石是有选择地打击贪污的。

事实上，他容忍了他的亲信和家庭成员的贪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