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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部分（第3页）

这个国家在1962年拥有100家左右的电影院，观众人次平均每一居民每年购票不到2张（居民总数为350万）。

有一家小型制片厂于1948年在大马士革建成，它拍了几部影片，出口到约旦和美国，但未输入埃及。

叙利亚从1928年起就摄制了一些长片，如拉希德·加哈尔的《无辜的被告》（1928年）和《在大马士革的天幕下》（1931年）。

在1948—1949年间，纳奇·萨尔班德尔拍了《光的阴影》，阿赫默德·阿拉凡拍了《过路人》。

1950—1960年间，应该指出纪录片中，萨拉赫·德黑尼摄制的《水与旱灾》。

1961年，随着朱埃尔·夏威导演的《绿色的山峪》一片的拍摄，长片又恢复生产。

黎巴嫩

黎巴嫩在1950年左右共有50来家电影院，观众人次：平均每人每年购票6张（居民总数为130万），它拥有小亚细亚最发达的电影业（比较而言）。

贝鲁特建有两家小制片厂，埃及导演侯赛因·法兹在那里曾拍了《唤醒黎巴嫩》一片。

在这以后，又有一些埃及人在黎巴嫩拍了两三部影片。

到1956年，乔治·纳赛尔导演了一部颇有价值的影片《背井离乡》。

这部影片采用新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一个农民抛弃家庭到国外寻找财富，归来时，穷困潦倒，病魔缠身，死在亲人身旁。

影片在美丽的天然背景中拍摄，演员演技简洁真实，使这部影片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

1963年后，贝鲁特的影片生产在数量上大有发展，到1965年达到生产长片50部左右，其中《卖戒指的人》是部轻歌剧片，由著名的女歌星菲鲁兹主演，优素福·沙欣导演。

土耳其

由于地处阿拉伯世界的边缘，伊斯坦布尔生产的土耳其语影片，除了本国以及该国在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的几个殖民地之外，就不为人所知。

从1920年到1932年，土耳其在无声电影时期总共只摄封了14部长片，最重要的几部是由戏剧演员兼导演厄尔杜格鲁尔·慕兴摄制的，他先前曾在维也纳和莫斯科留学，导演的影片中主要有《悲惨的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秘密》、《红衬衫》和《安卡拉来的信使》等。

他还在法国人的制片厂里摄制了第一部土耳其语的有声片（《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仿制了《蓝天使》，并导演了一些闹剧片，如《父亲是杀人犯》、《池边房子里的姑娘》。

从1932年到1940年，土耳其共摄制了28部故事片，同时有许多外国影片被配音译制，重加剪辑，有时被剪辑得与原片大不相同。

例如，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就曾把路易·特伦克的《意大利的雇佣兵》（此片间接颂扬轴心国）改变为一部农民造封建地主反的影片。

这位大作家还在1932年拍了一部描写傀儡卡拉盖兹的纪录片。

他在狱中度过的二十年期间曾用匿名的方式参加几部电影剧本的创作。

配音译制片的兴盛促进了成本极低的故事片（四五百万法郎一部）的制作。

1950年之后，一项对电影的资助法又大大发展了影片的生产，尤其是埃及影片此时在土耳其被排斥，因而更加强了本国影片生产的发展。

在伊斯坦布尔最著名的导演中，有巴哈·热朗白维（摄有《红胡子》、《魔笛》、《空摇篮》），吕夫图·阿卡德，阿迪夫·伊尔玛兹；在年轻导演中，则有诗人奥尔翁，喜剧片专家埃里布尔努，阿伊丁·阿拉孔（摄有《康斯坦丁堡的陷落》），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桑德拉·卡米尔（摄有《在两把刺刀之间》），这两类导演都深受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这些影片中有的摄影技术十分出色。

到1960年左右，影片的年产量超过100部，尽管胶片十分缺乏，长时期内只能从黑市购得。

每部影片的平均成本从过去的1万至2万土耳其镑上升到10万至20万土耳其镑。

获得最大成功的影片是《小姑娘艾莎》，由一个年仅5岁的小女孩扮演。

肚皮舞与歌曲在商业性影片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这些影片是供国内电影院放映的。

在上映节目中，开罗的影片为数甚少，因为90％的土耳其观众是文盲，很少有人通晓阿拉伯语。

1960年左右出现了新的一代导演，其中最著名的是梅丁·欧克桑，他的《超越黑夜》一片由于剧情紧凑有力，人物性格描写逼真，导演手法出色而取得成功。

此外我们还可以指出梅姆杜赫·伍恩的《流血的逃亡》，尤其是伊斯马尔·梅丁的《干旱的夏季》，该片曾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

以色列

以色列在1954年每一居民平均购票15张，观众人次比大部分欧洲国家还要高，但影片生产在那里还很不发达。

在165万居民中，大多数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1950年前后在雅法的某些电影院里，放映电影时需要在一块小银幕上放映六七种文字的字幕说明（希伯来文、罗马尼亚文、意第绪文、法文、德文、保加利亚文、波兰文等等）。

以色列的官方文字是一种现代化的希伯来文，当时还远未为全国人民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