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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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你总能感到他不是把你作为某类人、而是作为棠个人对待。

当我与他谈论有关寡居母亲救济金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时，我发现他确实在注意地倾听。

但报界却残酷无情地、并几乎是矛头一致地反对他。

他很容易地被丑化成一个难以接近的贵族，这意味着倒退到最反动的保守主义类型中。

我一向认为，性格倒惜的势利小人比直截了当的自高自大者更令人厌恶。

到1964年时，英国社会已进入了以个人自我表现为形式的自由适应主义的病态时期，只有进步的思想和人民才能得到日益自以为是和自信的舆论界的尊重。

当亚历克自我贬低他说出自己用火柴棍来制定经济构想时，他们简直笑个没完。

这与哈罗德·威尔逊那极富技术才华的头脑所熟知的经济学模式真是天壤之别。

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英国经济的弱点是否在于其表面的复杂而本质的简单。

事实上，如果政客们被迫使用更为朴实的语言和简单的举例来保证人民能明白他们的政策，那么我们可能早已使英国免于滑入相对的衰落之中。

尽管遭到舆论批评，尽管麦克米伦政府结束时吵吵闹闹，尽管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废除了“零售价保护”

，这一做法尽管是正确的但却严重冒犯了支持保守党的小企业主们，尽管发生了上述一切，我们还是差一点就赢得了1964年的大选。

我们力量的恢复并不是因为经济有所好转，事实上通货膨胀情况更糟了，收支赤字也张开大口。

也不是因为我们1964年的宣言，那个宣言着重强调把总体主义作为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方式，而在这一领域社会党人肯定比我们更有说服力。

我们力量恢复的部分原因是越细看工党的纲领和领袖，他们就越显得不实在。

但我们党的政治复苏应主要归功于亚历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认为保守党的失败不可避免，而他早已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

有些报纸猜测我也许会失去芬奇利选区的议席。

自由党人谈论自己的机会时从不有所保留，他们开始预测这将是又一个奥平尔顿。

尽管1964年5月在巴尼特市政会选举中表现得不够好，他们却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老芬奇利市政会。

高尔夫俱乐部丑闻还没销声匿迹。

自由党新的、精力充沛的候选人约翰·帕多原则上以当地问题为竞选主题，而我则选择全国性的问题——即如何保证繁荣而又没有通货膨胀。

保守党让我在伦敦市内及周围的几个选区演讲。

在贝斯纳尔格林的一次闹哄哄的充满敌意的妇女集会上，我回答了对政府养老金和救济金工作情况的攻击。

我在《旗帜晚报》上写的一篇文章提到“出色的当家理财”

是良好政策的考验。

保守党总部也明白，我应把大部分精力投入芬奇利。

我的日常竞选活动表是这样的——每天外出游说，回信，到各地参加公众集会，我感到不仅与会者越来越多，而且支持我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一般选举日那天我总是心烦意乱；在1964年的选举中，尽管竞选伊始就有预测说我会失败，可我更担心的不是我在芬奇利的得票情况，而是我们党在全国的表现。

选举结果证实了这种担忧。

我本人以接近9000票的优势战胜了约翰·帕多，但我却与约翰·亚当街的养老金部告别了，工党以4席的优势获得多数。

持续13年的保守党政府结束了，对保守党思想作彻底反思的阶段即将开始，上次没有这么做真是个悲哀。

第五章　影子世界　议会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