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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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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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出席作证的前财长斯诺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一样，格林斯潘否认自己的个人责任。

用考克斯的话说，“国会并没有给我们权力”

去规范“信用违约互换”

和遏制强大的抵押贷款机构。

其言下之意是，放松管制的法案一个个都是国会通过的，现在出了事国会倒好像没责任了。

别忘了，1933年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规定金融业实施分业经营，银行不允许从事证券业，国会于1998年把它废除了。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权也被国会同时废除。

安然事件后，国会曾在2002年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该法案对上市公司和证券业提出了严苛的监管要求，但经过多次修订，监管要求都放宽了。

其实，主要的责任确实并不在于哪一个人或哪一项政策，甚至也不在于哪一个政府机构，而在于几乎每个人都视为绝对真理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信条。

华盛顿长期以来的普遍的态度是：“市场永远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私人监管在限制额外的风险负担方面比政府监管更为优越”

，等等。

除了格林斯潘之外，多数当政者和一般选民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坚信市场“无形之手”

的力量，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运作，以至于当格林斯潘强调金融衍生品是很好的控制市场风险的工具时，国会中多数的议员也乐于认同，少数有顾虑者也不敢挑战自由市场的神明，以免被视为无知或异端。

证券化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的严重不对称由此扩大。

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2）

正是在这种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一般的美国人根本不可能认识到，在几十年来不断扩展的“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

那里，“市场经济的行为者比监管机构更清楚并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的信条已经没有任何制度保障。

难怪这些公司的管理者敢于追逐风险，敢于追逐短期利益，敢于设计和实施自我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报酬制度（甚至于报酬与业绩毫不相干）。

因为问题已经不在于追逐什么，而在于这种滥用权力的追逐已经不受到“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

那样有效的制度约束。

在这类公司已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股东“用脚投票”

卖掉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也就毫无实际意义，因为卖股后下一家投资对象仍可能是这类公司。

滥用权力成了巴菲特所说的“制度冲动”

（institutional　imperative），而且这种制度状态在现实中已经是一般而不是例外。

这就是为什么证券评级公司会不顾长远的信誉而丧失中立，这就是为什么投资银行会不顾名声而在证券承销和证券评级上自卖自夸，而市场机制的迷信者还津津乐道于“顾及名声”

是最有力的市场制约呢。

当这种制度现实成为当局者的盲点时，政府管制就被简单地等同于家长制和父爱主义，放松管制就是必然的制度选择。

在自由市场的思维习性和群龙无首的公司结构之外，乐于冒险的民族气质也是广义的制度含义中的另一层面。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对冲基金聘请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拉斯（Myron　S。

　Scholes）和莫顿（Robert　C。

　Merton　），并利用他们的至今仍被广为运用和“声讨”

的期权模型，在受政府管制较少的对冲基金中炒作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

可是智者千虑，当他们赌各国政府债券的价值趋同时，怎么也没想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俄罗斯会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违约而无法兑现其政府债券。

惊恐万分的投资者抛售日本和欧洲债券以购买美国国债，结果该对冲基金损失惨重，成为一个“大概率的小赢利事件发展成小概率的大损失事件”

的典型案例。

加上其他失误，整个原本多年来年赢利40％以上的公司危在旦夕，以至于格林斯潘不得不纠集一批华尔街的大公司进行联合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