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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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4页）

这两本书认为，英国不仅应是英帝国属地内建立涟全的行政管理和人类公平的保证人，而且应是负责它们作为国际社会的可靠成员的出生、成长和成熟的助产士。

利奥·艾默里的《关于宪法的思考》（在牛津发表的演讲）强调通过自由合作确保帝国“思想和目的的统一”

是极为必要的。

至少有一段时期，这种主张使我对以“帝国优先权”

作为维护我们社会利益的一种方式的想法产生了兴趣。

我还读了艾尔顿勋爵的《帝国联邦》，这本书把不断发展的英帝国看成是统一与合作的典范：

向全世界传播有组织的政治自由；三次从暴政专制下拯救了欧洲，两次拯救了世界；结束了农奴制，并教其他国家也结束了它；不愿得到土地，却常常为了他人利益而拥有它；在逆境中学到智慧，拥有巨人的权力却不象巨人那样使用它……所有这一切使英帝国富甲天下，存在至今，并使它对全人类的感谢拥有充分的权利……也许世界从这个岛国身上学到了自由的艺术，而它还没有把统一的艺术教给世界。

也许英国目前的苦难最终会使它适应那种角色。

回头来看，其中很多说法是自欺欺人。

我们不可能既赋予殖民地自由，同时又决定它们以后的前途。

然而，在当时这些主张看上去似乎英国既有可能继续扮演世界角色，同时又不背负帝国的负担和罪恶。

1946年春天至1947年夏天，斯塔夫德·克立普斯调查团到印度试图与印度人就他们国家的前途达成共识，政府在分治的基础上签署了一项解决方案，在这段时期内我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我认为就这种解决方式而言，有很多方面可以给予批评，但是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正确的，对英国、印度以及更广泛的英联邦来说其方向是进步的。

毫无疑问，工党政府和蒙巴顿总督试图走得更快。

从悲剧的意义上讲，这时爆发的内战表明了英国的统治对保证印度的统一与和平的重要程度，在这场战争中一百万人丧失了生命。

然而，这些想法与战后的世界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在这个世界中，新的全球机构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欧洲殖民地帝国的前途极为有限。

事实上，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成功地实现从一个稳定的殖民地世界到一个稳定的后殖民地世界的转变。

像索马里危机一样，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方自己无法建立秩序，对此国际机构也无良策，肯定没有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殖民统治那样有效的良策。

但是，此时对英国影响最为巨大并对我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转变，是苏联由战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重要的是需要强调指出，此时西方大多数人对苏联的情况知之甚少。

事实上，如果注意对其进行调查和报导，还是能够了解到事实真相的。

但是，一般说来，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没有这样做。

一般而言，报纸也是如此。

例如，《每日电讯报》对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就没有给以突出的报导，甚至在1939年8月的《莫罗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之后，该报也只是奇怪地把苏联对波兰东部的入侵说成是它与希特勒关系紧张的表现。

人们可以进行有力的辩护以减轻丘吉尔和英国在放弃中东欧问题上的责任。

1944年10月，丘吉尔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他在著名的半张纸片上写下了共享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建议。

丘吉尔本人也承认，这的确有一丝玩世不恭的“现实政治”

的意味。

他称这是一纸“恶作剧的文件”

。

纸片上的内容显然公开背离了1941年北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精神。

但承认了红军已占领大部分东欧的现实，而且有可能有助于维护希腊独立。

丘吉尔至少意识到，在和红军对峙的形势下，我方部队的仓促撤退将会置德国的中部地带于苏联控制之下，从而势必使我们彻底失去对东欧命运施加影响的机会。

而此时美国人还惜然无觉。

话虽这么说，但承认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