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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崇拜的礼仪,需要有组织者和主持者。
开始大多是由氏族中的首领担任,后来逐渐出现了专职的神职人员,那就是巫祝。
巫祝包办了人和神的沟通使命。
对人来说,他们是神的使者,同时,人们又要委派他们到神那里去传达意愿。
当中国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之后,图腾崇拜式的多神化原始宗教逐渐变成了一神教,巫祝的作用和地位也大大提高,女的叫巫,男的叫觋。
巫觋也是能歌善舞之辈。
《说文》解释道,所谓巫,乃是“以舞降神者也”
。
《书·伊训))疏:“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
巫与舞,可谓同义、同音字。
每当祭祀之时,巫觋就装扮成神,且歌且舞,娱神,也娱人。
巫觋们的装神弄鬼,标志着戏剧美的进一步升格。
这种装扮,已不是许多人浑然一体地拟禽拟兽,而是有着比较稳定和明确的装扮者和装扮对象,又具有被观赏的价值。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王国维确认巫觋活动是戏剧的萌芽所在。
他说,在从事祭神礼仪活动的巫觋们中间,会有人从衣服、形貌、动作上来摹拟、装扮成神,古人就把这种装扮者看成神的依凭,在这里就存在着戏剧的萌芽。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盖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冯依,故谓之曰灵……盖后世戏曲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这一论断,颇有眼光。
原始歌舞与图腾崇拜、巫术礼仪本是不可分割的,无论是象征性拟态还是巫觋的装扮都伴随着炽烈的歌舞,那么,在歌舞和装扮这两者之间,哪一点对戏剧美更重要呢?回答应该是装扮。
戏剧美,以化身表演为根基。
从最后的意义上说,戏剧可以无舞,更可无歌,却不可没有装扮。
后世的中国戏剧“载歌载舞”
,而它的“载体”
也是装扮,即化身表演。
在这里,中国戏曲与其他各国戏剧有着共通的美学基石。
王国维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个美学判断上,显示了他与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同行学者的区别。
年代的久远,使巫觋活动的情况也失之于尘埃,很难为今人得知了。
但在屈原(前340—前278)的(《九歌》中,还可寻得一些朦胧的信息。
照东汉文学家王逸的说法,屈原被放逐之后,在乡间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觉得其中的歌词太鄙陋,便作了《九歌》。
(王逸《楚辞章句》“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后人对《九歌》的创作时间提出过异议,但一般都同意这是祭神仪礼中的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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