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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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4页）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

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

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

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

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

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

，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

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

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

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

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

……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

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

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

。

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

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

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

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

说得好。

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

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

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

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

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

。

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

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

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

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

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