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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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然而这声音能渡过大的洋、高的山而达到你的耳里么？窗外永远只有那一线的天，房间也永远只是那样的大，人生便是这样寂寞的么？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是寂寞……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的。

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从上海寄出的信上，我又写了如下的话：这几年很少哭过的我今天却流了眼泪了。

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离了你。

一只小小的木船载着我们四个人向外滩码头划去。

蓝空中有几颗明星，凉风吹动我的衣服。

前面是万盏灯光的上海，后面是载着你们的“其平”

。

我离你愈远了。

这时多年的旧事一齐涌上心头。

……你的流着泪的脸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上码头时，分明四个人都上了岸，我却东张西望，寻找你在哪里。

“大哥，这边走。”

这句话几乎要说出口来。

自己才陡然明白你不在上海了。

一种从来不曾感到过的凄凉侵袭过来，我觉得在这么大的上海市，我只是一个孤独的人。

……这几年来我在表面上似乎变得不像从前那样的孤僻了，其实在心里我依然造了一个囚笼锁住了自己。

……我不再抄下去了。

今天我还珍惜这份感情，可是我不能不责备自己的偏执、软弱、感伤、孤僻和近视……我写《新生》第一稿的时候还没有能摆脱那种有时突然袭来的孤独、凄凉的感觉，我甚至还不曾打破那个囚笼。

所以我能够那么有耐心地描写李冷的孤寂而痛苦的不正常的心境，我仿佛在受一次审问或者受一次考验，我又好像在解剖自己，看看自己身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

总之我绝不是冲锋陷阵、斩将搴旗的战士，也不是对症下药、妙手回春的医生。

我写《新生》第二稿的时候，刚从南方旅行回来，发表了《春天里的秋天》，“孤寂”

和“空虚”

的感觉已经开始减淡，过去二十八年的阴影也逐渐消失，而且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心，我要证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不能毁灭我的创造的冲动”

；帝国主义的炸弹毁灭不了我的精力和作品。

所以我当时兴奋多于痛苦，不吃力，却感到痛快。

虽然前半部中仍然充满阴郁的调子，但大半是过去心境的追忆和旧日文字的默写，我脑子里常常响着一个声音，就是我在《春天里的秋天·序》中说的：“这应该终结了。”

“这”

字指的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我在那篇序文的结尾甚至说：“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我控诉’。”

我这样说，未免太狂妄。

我除了一管幼稚、无力的秃笔，什么武器也没有，又不曾找到正确的革命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而且整天关在屋子里写文章，不参加实际的斗争，我怎么能够损害我的敌人呢？我当时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我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自己的矛盾，反而放任矛盾发展下去。

我不断地说，我要放弃文学生活（写作的确带给我不少的痛苦，像我在《灵魂的呼号》中所说的那样），可是我反而捏紧笔让自己越陷越深；我因为“在白纸上写黑字廉价地浪费了年轻的生命”

而感到不幸，而不断地诉苦，可是我反而日也写、夜也写，愈写愈多，好像一旦放下笔我的生命就会从此完结。

我写完《新生》第二稿后，两个多月便写了像《灵魂的呼号》那样的诉苦文章。

《新生》的第二稿里当然也有我自己的那些矛盾。

不过倘使我的记忆力不算太坏，那么《新生》第二稿中阴郁的调子比第一稿中的淡了些；第二稿的字数也稍微多了些，大约增加了万把字罢：全书一共三篇，第一篇加了些，第二篇减了些，第三篇只有一句话，还是从《约翰福音》中引来的，为此不增也不减；至于增减了些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现在更说不上来了。

我再仔细一想，第二篇中减少的可能是李冷在禾山牢房里回忆往事的片段，这不是我有意删去的。

我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新生》的第二篇是根据一个朋友的日记写成的，这是真话。

我写第二稿的时候，那本狱中日记还在我的手边，可是后来却找不到了。

我不知它是在我几次迁居中遗失了，还是朋友把它拿了回去，因为那位朋友并不曾遭枪决，他让熟人花了点钱保释出来了。

我把朋友的经历借给李冷，但是我还得把一、二两篇连接起来，把人物的性格统一起来，因此我虽借用了一些事实，却无法借用文字，我还得加上李冷自己的东西，回忆往事的片断便是这样地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