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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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艺术家大聚合（第1页）

在宋廷南渡、金朝定都燕山（北京）以后，留在北方的一些杂剧艺人还在自己聚居的行院里从事着艺术活动，他们所用的宋杂剧脚本，一般称为院本。

院本都没有能够留下来，但据某些记载判断，它比早先的宋杂剧又进了一步，故事性、连贯性有所增强，滑稽表演的成分也有所增加，而有些段落的演唱已经是代言体的了。

金院本，是宋杂剧的直接嗣承，也是宋杂剧向元杂剧发展的一个过渡形式。

这是一次重要的过渡。

完成这个过渡的先决条件，在于戏剧艺术家的大聚合。

首先是各路演员由流离到聚合，而演员们的聚合，又以观众的聚合为条件；其次是剧作家与演员的聚合，这个聚合比前一个聚合更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个聚合，使中国戏剧从审美本性上走向了自觉。

先说第一种聚合。

宋元之际的长期征战，使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大幅度的破坏。

但是，作为战胜者的女真、蒙古贵族是喜好歌舞伎乐的。

即使在激烈交战的当口上，他们也不忘记向宋廷索取杂剧艺人、讲唱艺人、百戏艺人。

（例如1127年金人就向宋廷索取“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瑟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

。

（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这样，在他们的军事、经济后方，如山西、河北的某些都市，便集中了不少艺人，并一直保持着浓郁的伎艺演出气氛。

（张庚、郭汉城、王季思等戏曲史家认为，金元时的真定、晋宁（平阳）地区是金、元统治者统治北方并向南方用兵的后方根据地，经济稳定，集中了众多艺人，为元杂剧的形成作出了特殊贡献。

）13世纪60年代前期，忽必烈修复大都（北京），使之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山西、河北等地的艺人便向这里集中，伎艺演出有了更坚实的立足之地。

由于这是在长期流徙之后才获得的集中，因而显得颇为畸形。

杂剧，便置身在这个好像布满了激素的社会氛围之中。

再说第二种聚合。

蒙古统治者铁蹄所及，中原文明遭到践踏。

这种践踏，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

其中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汉族知识分子的被轻贱，被蔑视，被遗弃。

蒙古贵族所实行的是一种界线森严的等级统治，民族分四等，汉人、南人被压在低层；职业分十级，文士儒生竞屈居第九级，位于娼妓工匠之后，仅先于乞丐一步。

（十种职业等级有两种记载：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叠山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郑所南集》）。

惟七、八两级稍异。

）与此相应，科举制度也被中止了七八十年，统治者当时根本不想从汉族文人中选拔人才。

这样一来，元代的文人，基本上处于条条道路都被堵塞的困厄之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身边颇为繁盛的伎艺活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可做和能做的事情不多，常常到勾栏里去打发无聊的日子。

不久，他们看到了自己施展才能的余地。

当这些落魄文人终于与演剧艺人相依为命的时候，原先粗糙芜杂的戏剧，也就与较高层次的审美意识联合在一起了。

汰净、拔擢、剪裁、校改，尤其是大量的创新，出现在他们的合作之中。

文人投身演艺，一开始必定会有心理障碍，但一旦投入，其中的杰出者就会对戏剧生活不忍割舍了。

他们改造了戏剧，戏剧也改造了他们。

他们的最高代表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曲中写道：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

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而忘忧。

分茶、颠竹，打马、藏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