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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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部分（第4页）

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

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论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恶。

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

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

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君无疑矣！”

商鞅反驳杜挚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也！

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制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必多是也。

君无疑矣！”

商鞅的求变图存理论，是战国时期变法理论的代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变法派能否成功，既取决于其变法内容是否全面深刻，又取决于对该国政治传统背叛的深刻程度。

唯其商鞅自觉清醒，而能说服秦孝公决然地抛弃旧的政治传统，在秦国实行全面深刻的变法。

由此，秦国强大，秦国确立起了新的政治理念，从此持续六世之强而统一华夏。

燕国则不同，乐毅与燕昭王的变法没有任何理论准备，没有对燕国的政治传统进行任何清理，只是就事论事地进行整顿吏治、休养生息、训练新军等等事务新政。

显然，这种不涉及传统或者保留了旧传统的表面变革，不可能全面深刻，也不可能稳定持续地强大，一旦风浪涌起，旧根基旧理念便会死灰复燃。

燕国的悲剧，就在这种迂政传统的反复发作之中。

无论是处置实际政务，还是处置君臣关系，燕国君王的言论中都充满了大而无当的王道大言，于实际政见之冲突却不置一词。

王顾左右而言他，诚所谓也！

燕惠王尤其典型，对乐毅离燕的德义谴责，根本不涉及罢黜乐毅的冤案与对齐国战略失误的责任承担；对乐闲离燕的德义谴责，如出一辙地既不涉及对赵方略之反思，又不涉及乐闲离赵的是非评判，只是大发一通迂阔之论，绕着谁对不起谁做文章。

两千余年后读来，犹觉其絮叨可笑，况于当时大争之世焉！

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之话感慨云：“召公夷可谓仁矣！

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

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

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司马迁将燕国长存之原因，一如既往地归结于“天下阴德”

说，姑且不论。

然则，司马迁对燕国灭亡之原因，却没有涉及。

这，正是我们关注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