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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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正的体认（第2页）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体现了相当鲜明的历史理性。

在他看来，不同的时代有各种不同的文艺形态，但能在某一时代成为主体形态的文艺又必然有着漫长的渊源，为后世儒硕所鄙弃的戏曲也不例外。

故而，“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

。

元剧之所以也能堂皇地成为一代之文学，是因为它特别自然：“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

。

元剧另一个长处是“有悲剧在其中”

，而“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

根据这一系列观念，他在梳理了戏曲形成的过程之后，把元剧放到明、清剧之上，在元剧中又把关汉卿置之首位。

（参见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明宁献王《曲品》，跻马致远于第一，而抑关汉卿第十。

……其实非笃论也。”

）这种见识，辅之以严整的材料，令人瞩目。

稍作一点比较即可发现，胡适有关中国戏剧史的论述大多本自王国维，他自己确也多次表白对于《宋元戏曲考》的赞扬。

但是，同中有异，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显示了他们的差别。

王国维认为中国戏剧史中元剧最佳，其他皆不足论；胡适则认为戏剧总是向前进化的，没有元剧最佳的道理。

本于这一差别，胡适正面肯定了花部俗剧对昆腔传奇的代替，这是他高出于王国维和当时其他不少学者的地方；但同时他又讳避后人有可能落后于前人的现象，片面地宣扬一代胜于一代的观念。

例如李渔《蜃中楼》把元剧《柳毅传书》和《张生煮海》并在一起，实际上并未赶上它们，但胡适却给予极高的评价。

（胡适：“李渔的《蜃中楼》乃是合并《元曲选》里的《柳毅传书》同《张生煮海》两本戏做成的，但《蜃中楼》不但情节更有趣味，并且把戏中人物一一都写得有点生气，个个都有点个性的区别，如元剧中的钱塘君虽于布局有关，但没有着意描写，李渔于《蜃中楼》的‘献寿’一折中，写钱塘君何等痛快，何等有意味！

这便是一进步。”

（见《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对于后人艺术中他看不惯的部分，则指说是前代的“遗形物”

，又把责任推给了前代，而前代的“遗形物”

又都是要不得的，“这些东西淘汰干净，方才有纯粹戏剧出世”

。

他认为，中国戏曲中的脸谱、台步、唱功、锣鼓、龙套等等都是这种该淘汰的“遗形物”

。

王国维并不如此迷信进化的阶梯，而是更注重每一时代的戏剧与该时代实际生活的联系。

在他看来，遇到某种时代，戏剧不仅不进化，反而会退化。

他们两人的意见，各有利弊，但都包含着自己鲜明的历史理性。

王国维满怀着滞重的感慨和哀怨，胡适则满怀着浮泛的乐观和武断。

在他们之后，研究者林林总总，但他们的这两种倾向却一直留存着：或沉醉于前代典范，或寄情于进化本身。

在王国维之后，兵荒马乱的社会形势，急剧变更的文化局面，使人们很难长时间地沉埋于已逝的文化现象之中作出超越王国维的贡献。

但是，前驱者的步履既然已经迈出，后继者们也就纷至沓来了。

“雅”

、“俗”

的壁垒已被拆除，戏剧的话题已经完全有资格登上大雅之堂，研究的规模和成果都日渐可观。

正如不久前有一位学者指出的：“如果有一部三十多年前的中国文学史要在现在重版，必须作出较大修改的首先是小说和戏曲部分。”

（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自序》（198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