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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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3页）

这种地方可多可少，我第一次从容地执笔，构思的工夫较多，便写得长些，第二次我一口气写下去，当然容易跳过一些不重要的细节。

但是当时如果没有朋友的日记，我绝不可能想到资本家勾结军阀所干的杀害工人的勾当和在禾山进行的事情。

这些事实在第二稿中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连王炳这个人也是原来有的，我不过改变了他的姓名和结局。

他既不曾越狱逃走，更没有中弹身亡。

原来的日记里也有那个同情“犯人”

的北方看守。

“用驳壳枪打死三个，得赏十元”

的话也是从日记里抄下来的。

我增加的只是他奉命枪毙李冷的事情。

我增加的还有李冷就义前那个“把个体的生命联系在群体的生命上……在人类的向上繁荣中找到个人的新生”

的信念。

这个信念不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

尽管我的作品里有多少“阴郁性”

，尽管我常常沉溺在个人的感情里，尽管我有时感觉到“孤寂”

和“空虚”

，甚至发出“灵魂的呼号”

，可是我始终不曾失去这个信念。

因此我才没有让“绝望”

和“悲观”

压倒，我才相当健康地（我指的是身体，不是思想）活到现在。

我在充满矛盾的痛苦生活中不断地叫嚷：“我不怕，我有信仰。”

我凭借的便是这个。

我两次写了李冷的“新生”

，我自己在感情上也得到一些鼓舞。

但是我既不曾走到“灭亡”

的边缘，也没有得到“新生”

的光明。

所以我一直在无数的矛盾中间苦苦地挣扎。

《新生》以后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挣扎中写成的。

例如一九三三年写成的《萌芽》（后来改名为《雪》），这个中篇也暴露了我的思想、感情上的矛盾。

我在写作的时候，宣泄了自己的感情，我当时的确有鲜明的爱憎：一方面是作威作福、荒淫无耻，另一方面是辛勤劳动、受辱受苦。

我当初写了两个不同的“结尾”

——一个是：工人的起义胜利了，曹科员夫妇搭火车离开了大煤山，男的说：“我不能等着看他们灭亡……所以我走了……”

；另一个是：工人的起义给镇压了，曹科员夫妇离开了大煤山，在车上男的说：“倘使赵科员能够活起来……他又会责备我逃避现实了。

他真倔强，临死……还说种子已经落在地下……。”

在两个“结尾”

中，女的都是“低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这几个月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怕的梦。

……现在落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