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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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走向新纪元（第2页）

、“访翠”

为《桃花扇》出名；东塘，孔尚任之号。

本文发表于1902年《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

）

由于戏剧的作用如此之大，陈独秀作了这样一个比喻：

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三爱（陈独秀）：《论戏曲》，最初发表于1904年《安徽俗话报》第十一期。

）

天僇生在《剧场之教育》一文中沿用这一比喻：“戏剧者，学校之补助品也。”

（天僇生：《剧场之教育》，载一九〇八年《月月小说》第二卷第一期。

）箸夫更是具体地说，“中国文字繁难，学界不兴，下流社会，能识字读报者，千不获一，故欲风气之广开，教育之普及，非改良戏本不可”

。

（箸夫：《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载1905年《芝罘报》第七期。

）

对戏剧的社会功能分析得最细致、最富有美学意味的，是1903年发表的一位佚名者的文章《观戏记》。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广东惠州人，他根据自己的看戏经验，分析了当时广州和潮州的戏剧形态的重大区别。

他认为，戏剧风格是由山川风俗陶铸成的，但反过来又给风俗人心以强有力的影响。

“广州受珠江之流，故其民聪明豁达，衣冠文物，胜于他土，然智过则流于诈伪，文多则流于柔弱，此其蔽也；惠潮嘉以东，禀山泽之气，故其民刚健猛烈，朴鲁耿介，胜于他土，然过猛则战斗时作，过介则规模太隘，此其蔽也。”

由此熏染，在戏剧领域中，“广州班似于尚文，潮州班近于尚武；广州班多淫气，潮州班多杀气”

。

这两种倾向都有弊病，要去克服，还得靠戏剧来感染。

作者指出：

夫感之旧则旧，感之新则新，感之雄心则雄心，感之暮气则暮气，感之爱国则爱国，感之亡国则亡国，演戏之移易人志，直如镜之照物，靛之染衣，无所遁脱。

论世者谓学术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戏者，岂非左右一国之力哉？中国不欲振兴则已，欲振兴可不于演戏加之意乎？（《观戏记》，发表于1903年，见《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

显而易见，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戏剧感化人心的重要作用，这与此前许多戏剧家的类似强调，有时代性的差别。

例如，汤显祖也曾论述过戏剧具有校正人的僻性、使人趋于健全的功能，但却没有、也不可能与中国的振兴联系起来。

在振奋普通大众之心的基础上来振兴中国，这是一个近代化的命题。

第二，评价了中国戏剧文化的社会积极性。

这些学者大多肯定了中国戏剧起到过的积极社会作用，认为中国普通百姓的历史感、是非观，在很大程度上由戏剧给予。

例如革命派人士陈佩忍认为，在中国社会的茫茫苦海中，戏剧曾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和力量：

……唯兹梨园子弟，犹存汉官威仪，而其间所谱演之节目、之事迹，又无一非吾民族千数百年前之确实历史，而又往往及于夷狄外患，以描写其征讨之苦，侵凌之暴，与夫家国覆亡之惨，人民流离之悲。

其词俚，其情真，其晓譬而讽谕焉，亦滑稽流走，而无所有凝滞，举凡士庶工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

以故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睹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

（陈佩忍：《论戏剧之有益》，载1904年《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

）

陈独秀也说，我国虽然一直以演戏为贱业，却让无数观众见到了古代之衣冠、绿林之豪杰、儿女之英雄。

“欲知三者之情态，则始知戏曲之有益，知戏曲之有益，则始知迂儒之语诚臆谈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