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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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

他是我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

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辑。

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

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专题报道。

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

一次，为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

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

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前往。”

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我投来的审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

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

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目的专访。

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

我坦率地说：“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

且不论这些报道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信奉的‘新闻原则’，给读者留下有失偏颇的总体印象。

如果我是一名驻美记者，而我发回给中国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关于美国毒品问题的，那么中国人头脑中的美国将会是如何呢？作为美国人，你们是不是也会感到不公平呢？”

这番话中有关新闻准确性所包含的比例概念，正是我在约翰逊教授的新闻课上学来的。

当我把这些讲给约翰逊教授听时，老头儿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妙极了，不愧我给你的那个‘A’。

我为你感到骄傲。

美国的媒体习惯于标榜自己的公正与准确，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离别时，我问他何时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电视节目。

他怅然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

只是，我年纪大了，不知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机会。”

我说：“如果没有机会，我就用摄像机把中国拍下来，带到美国来给您看，教授先生。”

二泉映月

暑假，哥伦比亚大学最忙的图书馆是东亚图书馆。

台湾、香港的学生大多出外旅游或回家探亲去了。

大陆的学生望望那条飞越半个地球的航线，盘算着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琢磨着该把分别已久的妻子、丈夫“办”

出来，就断了回家的念头。

四个月的暑假是打工挣钱的黄金时段。

寂寞了，想家了，便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东亚图书馆：在这里你翻到的是中国的书，看到的是中国人的脸，听到的是中国的语言。

念了一年的专业，整天泡在英语的世界里，只有这时才能真正地放松。

读读林语堂，也读读金庸。

有一把那么结实厚重的大木椅，看上几小时那么古典优美的文字，真是享受。

出国之前怎么只顾看GRE和TOEFL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