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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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走向新纪元（第3页）

（三爱（陈独秀）：《论戏曲》（19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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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僇生对乾隆以后蓬勃兴起的地方戏曲很看不惯，但对元明时代戏剧的社会作用，评价甚高，指出：“是古人之于戏剧，非仅借以怡耳而怿目也，将以资劝惩、动观感。

迁流既久，愈变而愈失其真。”

（天僇生：《剧场之教育》，载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卷第一期。

）

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卷第二期刊登了日本学者宫崎来城所撰（《论中国之传奇》一文的译文。

宫崎氏的文章简要地叙述了《桃花扇》、《长生殿》等剧作的艺术魅力，文词间处处流露赞叹感佩之情，这很容易激起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人士已很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这篇文章的译者在文后写了一个很动感情的按语，他简直要替孔尚任、洪昇树立铜像了：

余译是篇竟，不觉喜上眉。

余曷为喜？喜祖国文化之早开也。

六书八画，史册昭然，俗语文言，体裁备矣。

而虞初九百，稗乘三千，又大展小说舞台之幕。

迄于近代，斯业愈昌，莫不惨淡经营，斤斤焉以促其进化。

播来美种，振此宗风，隐寓劝惩、改良社会。

由理想而直趋实际，震东岛而压西欧。

说部名家，亦足据以自豪也。

天下之喜，孰出于是？若云亭、思之流，恨不买银丝以绣之，铸铜像以祀之，留片影于神州，以为小说界前途之大纪念。

（宫崎来城：《论中国之传奇》（报癖译），载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卷第二期。

宫崎原文载日本《太阳杂志》第十一卷第十四号。

）

第三，批评了中国戏剧中的消极因素。

柳亚子认为，中国戏剧的消极因素，在戏剧家又兼大奸臣的阮大铖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万族疮痍，国亡胡虏，而六朝金粉，春满红山，覆巢倾卵之中，笺传《燕子》；焚屋沉舟之际，唱出《春灯》；世固有一事不问，一书不读，而鞭丝帽影，日夕驰逐于歌衫舞袖之场，以为祖国之俱乐部者。

（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载1904年《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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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阮大铖的剧作与中国剧坛固有的玩物丧志者流的行径划归一类，认为都是需要荡涤的文化污点。

蒋观云企图在中外戏剧文化的比较中找到中国戏剧的整体性弊端。

他认为问题不在于阮大铖这样的部分戏剧家，也不在于纨绔子弟式的部分观众，而在于中国戏剧形态本身具有习惯性的问题——无悲剧。

他十分片面地说，在中国剧坛，很难找到“能委曲百折、慷慨悱恻，写贞臣孝子仁人志士困顿流离、泣风雨动鬼神之精诚”

的悲剧，多的只是“桑问濮上之剧”

，“舞洋洋，笙锵锵，荡人魂魄而助其淫思”

。

他仍然很片面地说，莎士比亚的名剧，都是悲剧；剧坛佳作，都是悲剧。

他在颂扬悲剧的时候又非常鄙视喜剧，竟然得出了这样简单的结论：“夫剧界多悲剧，故能为社会造福，社会所以有庆剧也；剧界多喜剧，故能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

（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载1904年《新民丛报》第三年第十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