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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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第5页）

归于一片寂静。

在这里，不仅所描写的音乐是有节奏感的，诗歌语言本身以及诗中画面的变换也都是有节奏感的。

这种绝妙的处理，便造成了起伏跌宕的感人效果。

此外，这类感伤诗的意脉流畅而不呆板，明晰而不晦涩，抒情叙事结合得天衣无缝，语言也很明白易懂，这些就是白居易大多数诗歌都具有的共同特色了。

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乐府诗创作为核心的一股新诗潮，以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和与此相关的平易通俗的语言，突破了过去一段时期内狭隘的诗歌内容，改变了过分雕琢的诗歌语言习惯，恢复了中国古典诗歌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既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也发展了新的诗歌语言。

但是，这一新诗潮过分偏激地强调诗歌的政治意义和理念化的倾向，也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弊病。

特别是在封建专制主义越来越严厉、个性受到的压抑越来越强烈的环境下，文人的真实感情受到来自外部与内心的双重压力，个人的理想、欲望被潜藏起来，而冠冕堂皇的儒家伦理观念便笼罩了诗歌。

白居易等人的诗在政治理念之外，还有真正为生活现实所激发的热情，后来的有些拙劣的模仿者就不免单纯或主要从理念出发，只是把诗歌当作工具，写一些毫无激情的说教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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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刘禹锡柳宗元

对于中唐诗人来说，如何摆脱盛唐诗风的笼罩，开创新的诗歌境界，是他们的重要课题。

所以，很多诗人都在各自的角度摸索，在不同的方面创新，由此而出现了一种多元化艺术追求的趋向。

以韩、孟和元、白为代表的两大新诗潮固然最为引人注目，但在此之外，还有不少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独特建树的诗人，其中比较杰出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今属河南），贞元九年（793）进士，贞元末任监察御史时，与柳宗元等人参与了由王叔文、王伾领导而很快宣告失败的革新活动，因此被贬为朗州司马，此后长期在外地任职。

至大和二年（828）才回到长安，先后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

此后又曾出外任苏州、汝州刺史，继而迁太子宾客。

有《刘梦得文集》。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

，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那么，皎然、灵澈的诗歌主张是怎样的呢？皎然有《诗式》论诗，特别注意两方面，一是主张苦思锻炼，要求诗人在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他认为这种自然才是诗的极致；二是极重视诗歌意蕴深远而气韵朗畅高扬的境界，认为“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

。

而这“境”

即意境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

（《答俞校书冬夜》），即诗人主观心境与审美观照乃是最重要的。

灵澈没有诗论传世，但据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说，他“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

；又说他常“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

，可见灵澈也重视在主体的静默观照中赢得意境的空灵深邃，而且语言也是追求自然的。

这些见解一方面受到大历、贞元诗风影响，讲究字词锤炼，不露痕迹，一方面则来源于佛教重视“心”

即主观体验感受的思想。

刘禹锡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

（《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

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