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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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4页）

我在1969年12月投票反对使此法案永久化的动议。

在肉刑问题上，正如我作为一名后座议员时在许多讲话中所主张的，我认为国家不仅有权也有责任遏制和惩罚暴力犯罪，并保护守法公民。

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亦或在某种情况下剥夺其生命，这种惩罚的权力无论用的有多少，都是同国家的主权分不开的。

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最大的威慑力将是它对潜在杀人犯的影响，我对此从未有过任何怀疑。

而且极刑对那些手持武器行凶的犯罪行为，如抢劫，具有同样巨大的威慑作用。

我所想到的最严重的困难在于无辜的人可能被判刑甚至处死——这在少量案件中确实发生过。

而与此悲剧案例相对的是另外一类受害人。

一些杀人犯眼刑期满释放后，再次犯罪杀人——这样的人数量还不少。

尽管有各种不确定因素及复杂性，比如在法庭上提供证据，我认为潜在的受害人应得到最大的保护，只有死刑继续存在，才可提供这种保护。

把某些特别凶残的谋杀犯定为“死刑杀人犯”

（根据1957年法）——这种概念再次引起有关无期徒刑制度的变革——对我来说这是正确的模式。

我以后一直在议会投票主张恢复对这类谋杀犯的极刑。

关于堕胎、同性恋及离婚改革，显而易见，事情后来的发展并没有达到起初的意图。

对我们议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当然对我也是如此——做出这些变革的思路是它们能够解决少量事例中出现的不正常或不平等现象，或者它们能够去除法律本身的某些不确定性，或者它们的本意是从法律上承认那些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情。

与此相反，可以说它们促使社会变成了一个冷淡的、自私的、不负责任的社会。

改革堕胎法的主要初衷是制止年轻妇女被迫私下里进行堕胎的情况，而不是为了使堕胎成为另外一种“选择”

。

虽然普遍实行了人工避孕，但堕胎的数字一直不断扩大。

同性恋积极分子从寻求隐私权到发展为要求社会认可他（她）们的生活方式，并进而要求与异性婚姻的家庭享有同等地位，甚至要求承认利用青少年在性生活方面的不稳定是他们的的合法权利。

离婚法改革造成婚姻破裂的情况大幅度增加——虽然这并不是说它是婚姻破裂的唯一原因。

婚姻破裂造成众多儿童在没有双亲的关心与指导下成长。

如果我知道事情的发展会是这样，我会不会在就以上问题投票时做出不同的决定？我现在明白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思路太狭窄了。

作为一名律师，作为一个笃信法治的政治家，我感到最首要的考虑是：法律应是能够实施的，而且对违法者是公正的。

但是法律还有其象征意义：它们是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的路标，也是立法者期望的社会应该发展的方向。

此外，20世纪60年代的这些“开明”

改革的总体意义要比它们的各个部分更大。

人们可以看出它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来约束年轻一代人的行为举止。

确实，这是一个对青少年格外关注的时期。

父母们对一代沟“十分担心，甚至连十几岁的孩子也开始非常注意这个问题。

当时，出现了一整套的”

青年文化“——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曲解，奇装异服，醉心于幻觉药。

1970年我们搬回伦敦时发现切尔西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我对发生的一切怀有十分复杂的心情。

那里有活力和才华，但在很大程度上讲也是一个虚假的世界。

人们对英国在这些趋势上的贡献有一种反常的自豪感。

索霍的加那贝时装街。

甲壳虫乐队，超短裙，拖地裙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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