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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城市 八 流水线英语（第4页）

不过他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学校里教授英语的方式确实有问题，重点是学生太被动。

你可以死记硬背，托福考试拿高分——托福是最常用的英语水平考试——但就算你做到了，无论多努力，都不可能达到流利的水平。

上完吴先生的课后，我和春明在教室里溜达。

她认出一个之前在学校碰到过的人。

刘以霞，二十一岁，圆脸，亮眼睛，剪了个锅盖头，看起来像个布娃娃。

她在这里学了一年英语，帮学校做些文书工作，抵用住宿费和学费。

在春明的注视下，刘以霞跟我用英语聊了几句。

听起来她压根不像是美国五年级的水平。

但她不怕讲英语，也没有不停地抬手捂嘴，为讲错了道歉。

刘以霞现在的工作是给工厂的管理人员教英语——这让我很吃惊，虽然我本该想到。

在东莞，一知半解你也有资格授业解惑。

我问她以后打算做什么。

“国际贸易怎么说？”

她用中文问我。

我告诉了她。

她的雄心大过天，又仿佛大声说出就会实现。

我和春明走出大楼，穿过科技馆门前的草坪。

夜幕降临，路灯将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

“我下定了决心，”

春明说。

“今年我要么学好英语，要么就自己出来做生意。”

刘以霞离开家的第一年，吃饭睡觉呼吸都在学流水线英语。

她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晚上在吴先生的机器前学习。

她跟另外两个女孩一起，住在教室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们三个都在学英语，但刘以霞最刻苦。

“我比她们俩大一岁，”

她对我说，“所以我有压力，必须比她们学得好。”

她来自贫困的江西，父母都是农民，耕地，养鸭子。

她一直就喜欢各种语言；在家乡，她父母讲不同的方言，她习惯于在两人的语言之间自如切换，上中学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她成绩不错。

可她没考上大学，而且家里也没钱供她继续读书，所以刘以霞来到东莞打工。

在吴先生的学校里，她努力提高自己的发音——周围没有人纠正她的错误，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

她是吴先生的明星学员，但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

“他有时候对我很不好，”

刘以霞说。

“他也不让我背单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