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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代十国5（第2页）

　　但是这种情况直接触犯了延州军方的利益，心怀不满的军队发动了兵变，夺取了西城，把延州高家的新一任族长高允权抬出来领头，将周密赶到了东城。

原本这种几乎等同于公然聚众造反的行为必然将导致后晋朝廷的讨伐，但当时面对契丹强大军事入侵的后晋朝廷根本没有实力再派出军队平叛。

兵变爆发时，石重贵政权已经在契丹面前轰然倒下，这也是延州的军人们敢于公然对抗周密的前提。

　　这次兵变的结果是以李彬为代表的延州文官集团再次妥协，在与高允权进行了秘密协商之后，延州的文官集团放弃了对周密的支持，转而支持高允权，同时，李彬利用自己在中原政权内部的活动能力为高允权与新兴的中原霸主刘知远建立了联系，成功解决了高允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而作为回报，高允权对于文官集团在后晋年间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确认，不再进行秋后算账。

　　高允权此人世居延州，对延州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本人并不善军伍，更像一个文官。

因此高实际上是延州士族延州军方和延州文官之间妥协的一个产物。

高允权一面小心翼翼地在延州军方和延州文官集团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一面逐渐地将一些军方元老重将排挤出军队，而以自己的亲朋故旧甚至家人子弟取代之；另外一面则在尊重文官利益的同时在自己的节度府中培植一些亲信文官作为预备资源，在各县长吏出缺的时候见缝『插』针将这些年轻文官补充进去，一步一步夺取延州的实际主控权。

　　因此高允权通过自己的儿子高绍基逐渐将军权控制在手中，同时不时大力重申李彬在延州节度当中的重要地位及不可替代『性』，严禁延州军方任何人做出敢于冒犯李彬权威的事情。

事实上也确乎如此，高允权十分清楚，高家之所以能够被中原的皇帝所认定，并不是因为高家的实力有多么强悍，而是因为李彬的存在始终令汴梁方面感到放心。

控制汴梁的军阀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控制汴梁的文官集团却是雷打不动，在这种诸侯纷争的『乱』世，文官集团的生命力要明显强于他们所效忠的藩镇本身。

　　因此高允权很清楚，得罪军方会招致眼前的祸患，但是得罪文官集团从长远角度来讲对高家更加的不划算。

　　他试图在这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那便是将军队和文官都变成自己私人的势力，用这种手段，将可以保证高家势力在延州的延续。

　　高绍基便是延州军方在高允权府中的最高代表。

　　而新上任还不到一年的肤施县令秦固，则是高允权亲自培植笼络的年轻文官代表。

　　两人的争执，实际上源于一份被称之为《延州流民安置告示》的文件。

　　一般而言，起草安民告示是文官的份内事，流民安置告示理应由文官起草。

　　但是这份告示却是高绍基一手炮制的。

　　和军中其他人对流民的态度不同，高绍基同样看到了流民这种潜在廉价劳动力的价值所在。

从这个角度上讲，高绍基的看法倒是与文官们不谋而合，不过差异在于，文官们认为流民的价值应当融入到延州经济民生的整体框架内来实现，通过流民的劳动增进延州的粮食储备，最终达到增加延州人口基数，流民被转化为原住民的目的。

　　但是高绍基的目的则完全不同，他所炮制的流民安置条例不仅仅完全剥夺了流民的私人财产拥有权，还同时剥夺了流民的人身自由权，这些人以后将作为高家和延州士族大姓的奴隶存在，他们将为延州士族耕种那些在战『乱』中巧取豪夺来的大量土地，并且成为士族私人武装家丁的主要兵员来源。

　　高允权一直不扩军也是这个原因，他并不愿意延州有一支不属于自己力量控制范围之内的军队，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延州藩镇的武装力量变成一支真正的高家军。

　　只是高绍基的这个流民安置方案实在太残酷，方案中规定凡是五十岁以上十岁以下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孩子都将被直接屠杀掉，也就是“填壕”

，这个说法比活埋稍稍好听一点。

　　因此这个方案在延州西城得到了贯彻实施，但是在东城肤施县，在延州境内的其余八个县，这个方案遭到了文官集团的一致抵制。

　　对于对此意见最大的李彬，高绍基目前还不敢招惹，但是对于站在李彬身边为其摇旗呐喊的肤施县令秦固，高绍基则恨之入骨，原因很简单，秦固是从高允权身边的一个普通文案被其越级提拔为肤施县令的。

而秦固这种忘恩负义家奴背主的行径令高绍基尤其不能容忍。

　　原本高绍基对东城的事务是无权『插』手的，而东城驻军首领左营指挥廖建忠又是个老油条，既不肯得罪他也不敢在李彬面前放肆无礼。

因此高绍基虽然对东城咬牙切齿，平日却没甚么办法。